“9·11”事件给美国的内外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要说出哪些变化是持久的，哪些是暂时的，似乎还为时过早。从历史角度来看，“9·11”事件强化了后冷战时代出现的两股趋势。一是非传统安全挑战正在取代传统安全威胁的优先地位，二是国家正在以新的方式界定相互间的关系，从而使传统结盟关系受到考验。

　　“9·11”事件之所以是冷战后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仅在于这一事件本身，而更在于其所引发的反应与调整，给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三年后的今天，这些变化已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审视这些变化，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冲击力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

　　美国：新安全观遭到普遍质疑

　　“9·11”事件给美国的安全观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恐怖主义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二是本土安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美国安全战略的上述变化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安全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这体现在伊拉克战争中———却是有争议和令人担忧的。一是美国对“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采取的“先发制人打击”原则。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推出这一新的战略时称，美国在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时“将总是深思熟虑地进行”，并将行动后果考虑进去，还保证“建立更好和更加完整的情报能力以提供及时而准确的威胁信息”，“和同盟国密切协调以形成对最危险的威胁的共同评估”。然而，在“9·11”后美国首次实施的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战争中，这些保证并没有兑现。美国情报系统没有提供关于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同基地组织存在联系的“准确信息”，华盛顿也没有同它一些重要的盟国就巴格达构成的威胁“形成共同评估”。先发制人战争旨在消除被夸大的萨达姆造成的威胁，但它使反恐运动脱离了正常轨道，使美欧关系紧张，并削弱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信誉。一批退休的美国外交官和军事指挥官在2004年7月公开表示他们对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不满，“在我们国家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国际上如此孤立，如此广泛地让人感到畏惧和如此地不被信任”。

　　“9·11”后，布什政府认为，在与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斗争的过程中，美国应该寻求传统盟国的支持，但不要受其限制；必要的时候，它应该组建“自愿联盟”来推进目标；是使命决定联盟，而不是相反。在这个设想的后面是追求行动自由的冲动。然而，美国入侵伊拉克给这个设想带来了至少三个问题。一是，参加联盟的国家是真的自愿为之，还是受到美国的胁迫甚至是贿赂所致？二是，“自愿联盟”是否足以实现预期的任务？美国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和法德等重要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入侵了伊拉克，一年后，它不得不求助于联合国。这意味着“自愿联盟”在本质上不足以完成其使命。第三个问题涉及到“自愿联盟”对传统同盟关系造成的影响。美国和一些传统盟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不是美国领导的、以核心共同价值与战略威胁为黏合剂的联盟，即所谓的“西方体系”正在开始终结？

　　“9·11”事件还提升了布什政府内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力。“政权更迭”的概念就带有新保守主义的鲜明印记。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军事力量充满信心，且热衷于推进美国价值观，认为美国拥有在外国土地上铲除邪恶和建立正义的物质资源与道义力量。对于伊拉克，他们希望以民主制度取代萨达姆政权，在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打入一个楔子，从而推动整个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然而，从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的伊拉克发展局势看，赢得战争是一回事，重建国家是另一回事；打败萨达姆相对比较容易，而争取伊拉克民心却是困难重重。无论新保守派们如何雄辩，美国在伊拉克所陷入的困境恰恰暴露出美国力量的有限性。

　　“9·11”事件给美国的内外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要说出哪些变化是持久的，哪些是暂时的，似乎还为时过早。还有许多问题亟待回答。例如，美国的外交政策会长期偏离自由主义的传统吗？美国人会屈从于建立单极世界的帝国的诱惑吗？如果参议员约翰·克里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他会采取以新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为特征的外交政策吗？如果布什连任的话，他会从过去的四年里吸取教训，远离新保守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采取更加温和与实用的外交政策吗？

　　中国：更加关注周边安全、更倡导多边主义

　　作为长期与恐怖主义威胁作斗争的国家，中国在“9·11”事件后加快了反恐步伐。中国加大了打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中国新疆从事恐怖活动的“东突”势力的力度，并公布了“东突”所策划和实施的种种恐怖活动，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反恐努力的同情和支持。“9·11”后，中国抓住机遇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深化该组织成员间的合作，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中心，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历史上首次打击恐怖主义基地的联合多边军事演习。此外，中国还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开展了旨在促进反恐合作的定期双边对话。

　　“9·11”事件还使中国警觉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危险。既然恐怖分子会通过劫持民用飞机的方式来袭击世贸中心，那么他们也会用所获取的核生化武器来攻击他们选择的任何目标。这促使中国进一步改善其出口控制措施和更加积极地参加不扩散领域的国际活动。2002年，中国制定、公布和执行了一系列控制规则和相关目录，加强对导弹、生物和化学等敏感材料、技术以及军事产品的管理工作。这些规则与控制目录标志着中国在不扩散立法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北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严重关注还反映在它在处理朝鲜核问题的积极外交上。自2002年秋天朝核问题重新出现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其有史以来最为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力图避免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和防止核扩散。

　　“9·11”事件使中国更加重视周边地区的稳定。中国与十几个国家交界，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直接影响到其自身的安全与稳定。“9·11”事件使中国认识到，贫穷是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应该努力缩小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它的大多数邻国发展滞后。如果不能缩小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中国周边地区就不可能出现稳定。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在促进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中国过去用“睦邻友好”来形容它对邻国采取的政策，强调的是这种关系中的政治维度；最近，中国宣称采取“友邻、安邻与富邻”的政策，更加强调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经济维度。

　　自“9·11”以来，中国更加倡导多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的挑战只能通过采取多边行动来解决。由于布什政府在“9·11”之前的单边主义倾向，北京担心美国在反恐斗争中会采取一系列单边行动，从而可能会给现存的国际秩序造成无法控制的后果。从一开始，中国就强调要充分赋予联合国在协调国际反恐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了伊拉克，表明华盛顿已决定通过使用军事力量和放弃多边制度来实现其安全目标。中国认为，伊拉克战争和由此引起的国际争议已经削弱了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损坏了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关系，并对国际合作机制的权威性造成了影响。在中国看来，华盛顿最终不得不求助于联合国的事实证明，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离开联合国，这足以表明多边主义的重要价值所在。

　　国际政治的新趋势

　　从历史角度来看，“9·11”事件强化了后冷战时代出现的两股趋势。一是非传统安全挑战正在取代传统安全威胁的优先地位，人的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的中心议程。许多国家如今把安全利益的威胁更多地看成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而非均势转换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艾滋病、环境污染等所引起的关注日益增多。另一个趋势是国家正在以新的方式界定相互间的关系，从而使传统结盟关系受到考验。冷战时期，许多国家以意识形态为线，归属两大敌对阵营；今天，这种区别已经变得模糊。传统盟国之间可能会陷入严重的分歧，而没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可能由于对世界事务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而走得很近。与过去相比，国际关系因国家间合作、竞争、结盟与再结盟的频繁互动而更加具有动态性，其结果是，国际体系将变得更加多元与变动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