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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是习惯于透过自己的有色眼镜看亚洲，其结果往往导致对形势判断的偏差
　　●美国政府的亚洲角色定位依然在领导亚洲行为的“霸权者”和组织国际合作的“主导者”之间徘徊
　　●中国的发展将超越传统的国际政治模式，美国以传统的遏制思维处理中国及亚洲事务必将碰壁
　　美国的亚洲政策遭到国内的强烈批评
　　近几年来，美国的亚洲政策麻烦不断。在东亚，朝核问题一波三折，美朝矛盾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围绕对朝政策问题，韩美之间龃龉丛生，盟友关系出现渐行渐远之势；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美国国内对如何应对中国高速发展纷争不已，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美国亚洲政策的瓶颈；台海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再次突出，美国并没有找到完全控制局势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美国自“9·11”后的反恐战争既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反恐政策也疏远了广大的穆斯林；在中东，十几万美国大兵深陷伊拉克，伊朗核问题僵持不下，巴以问题找不到出路。
　　去年年底，美国亚洲基金会为新一届美国政府推出题为“美国在亚洲的角色”的政策报告。执笔该报告的美国籍专家比亚洲籍专家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出了更尖锐、更直率的批评。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高官纷纷在报告前言中强调，美国迫切需要调整其亚洲政策，使其适应正在出现的新的环境。美国国内其他亚洲问题专家们也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在亚洲迅速变化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面前，美国的亚洲政策跟不上形势，美国的亚洲角色定位已经迷失了方向。
　　认知和角色定位失误是美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症结
　　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资源越来越多地投向亚洲，但效果却不如人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答案见仁见智，但无可否认的是，美国对亚洲的认知失误和对美国在亚洲角色定位的失误是主要原因。
　　美国总是习惯于透过自己的有色眼镜看亚洲，其结果往往导致对形势判断的偏差。在冷战时期，美国主要从反苏反共的角度来理解亚洲。新中国的建立，美国认为是苏联向亚洲输出革命的结果，认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将跟从莫斯科。在这一认识支配下，美国自然难以接受新中国，与新中国的对抗持续了22年。中美对抗不仅导致了亚洲局势的持续紧张，也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看待越南也是如此，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华盛顿的眼中成了共产主义扩张的烽火，于是美国一步步卷入印度支那的冲突，直至酿成大错。痛定思痛，当年的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对敌人的地缘政治意图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我们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亚洲的理解也同样存在诸多问题。朝鲜核问题被简单地认为是核不扩散问题。美国难以理解和接受朝鲜合法的安全关切，也迟迟制定不出一项行之有效的对朝政策。事实上，朝核问题应放在结束朝鲜半岛的冷战遗产的大框架中去考虑。
　　对中国的认知也有偏差。20多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占人类1/5的人口走向繁荣和进步。但不少美国政治精英眼里，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周期律的表现，它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将造成挑战和威胁。基于这一认知，美国的政策精英们总是为如何应对中国的发展而苦恼，对华政策也总是在接触和遏制之间摇摆，中美关系始终波动无常。
　　美国对自己在亚洲的角色定位失误，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二战以后，美国在亚洲角色的基本定位是谋求优势主导地位的“霸权者”。在冷战时期，华盛顿打着保护亚洲盟友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旗号，实则是在谋求美国的霸权。从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到肯尼迪所发出的“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的誓言，在这些或耸人听闻或故作豪迈的言词背后，是美国谋求优势地位的冲动。正是在霸权冲动的驱使下，美国先后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亚洲承担了超出其自身力量的义务。在遭到越南的惨败后，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在亚洲的战略，从谋求优势的“霸权者”转向确保均势的“平衡手”，拉中国平衡苏联。角色的重新定位使美国在冷战后期一度摆脱了被动局面。
　　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亚洲角色的定位面临着新的考验。克林顿政府曾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建立“新亚太共同体”，希望利用美国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安全构想等软权力，成为塑造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领袖。从某种程度上看，美国想扮演用新手段主导亚洲的角色。
　　小布什执政后，再次将美国定位为“单极霸权者”，以防范崛起的大国为要
　　旨。“9·11”事件改变了美国战略日程，却没有改变布什政府对美国优势地位的迷恋。其结果是，美国亚洲政策与急剧变化的亚洲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如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杰弗里·加藤曾著文耐人寻味地说：“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但在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亚洲，它的影响力可能正在减弱。”
　　如今，美国政府的亚洲角色定位依然在领导亚洲行为的“霸权者”和组织国际合作的“主导者”之间徘徊。这种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想以自己意愿解决朝核问题，却又希望通过六方会谈的国际合作来达成；美国几度威胁要对伊朗动用武力，却又高度评价欧盟各国提出对伊朗核问题进行多边合作建议，等等。
　　摆正在亚洲的位置是关键
　　美国是一个亚太国家。美国在亚洲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亚洲利益。要做到这点，对亚洲形势的四点判断至关重要。
　　首先是亚洲自主性在加强。亚洲一体化的推进，政治与安全合作意愿的增强，将从根本上改变亚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生态，也会对美亚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亚洲将以更平等的眼光看待它同美国的关系，也将更加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情。从“10＋3”框架的经济合作，到史无前例的东亚峰会，亚洲正在推进自主日程。从这点看，美国过多地以自己意愿干涉亚洲，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其次是中国的发展将超越传统的国际政治模式。随着人类国际观念和社会伦理的进步，和平共处越来越成为大国的追求目标。尽管现在各大国间矛盾依然尖锐，但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以霸权更替的形式出现，也正在尽可能地摆脱传统政治中一方提升军力、另一方因恐慌也被动提升军力的“安全困境”。由此看，美国以传统的遏制思维处理中国及亚洲事务必将碰壁。
　　第三是当前的国际相互依赖程度在亚洲提升很快。无论是经济合作，还是危机处理，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亚洲各国都在致力于国际合作，国际依存度大大强于冷战时。美国在亚洲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也在上升，这样，势必要求美国应该更多地适应亚洲的新变化。
　　最后，美国能力局限性也在增大。美国是强大的，但却不是万能的。在伊拉克，美国可以打赢一场战争，但未必能够赢得和平；在朝鲜半岛，美国虽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但仍然不得不把谈判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手段。美国不能够解决亚洲所有的问题，更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政策目标和角色定位必须与美国的能力相匹配，这才是最至关重要的。▲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环球时报》 (2005年11月07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