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美研”）在美国宗教研究领域细作长耕，打造美国宗教研究的新平台。18年前我有幸参与美研的美国宗教研究团队，这成为我学术人生的新起点。

一、未入美研，先承德泽，遥慕美国宗教研究扬帆启航

2002年10月，由上海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上海大学召开盛况空前的“东亚基督教的再诠释： 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担任大会志愿者。之前我已经在硕士生导师李向平教授基于“把学生培养成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三通的三明治”的创新规划下，积极参与基督教的社会调研，并跟随上一级小师姐利用2002年暑假在基督教闸北堂帮助整理该堂建堂以来历史资料。2002年春季学期，我在陶飞亚教授的鼓励下，选择了近现代基督教教育史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并就此进行了大量文献阅读。承担会务工作对我来说非常愉快，我见到了众多来自美、英和两岸三地的基督教史研究专家，之前在阅读中我已初步熟悉了他们的名字、研究方向和写作风格。在签到处，我第一次见到徐以骅教授。徐师的会议论文是《教会史学家王治心与他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他的发言不仅限于论文，对基督教史研究的感悟和洞见令我耳目一新。当时满心想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我并未意识到，“9·11”事件不仅改变了世界，而且促使美研加快开展美国宗教及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当时徐老师指导的研究生们已开始了在上述领域的研究工作。

2012年与恩师徐以骅教授及郑筱筠研究员、马丽蓉教授、管歆老师、师弟邹磊、师妹刘倩洁等合影

会议之后，我在陶师的建议下，确定硕士学位论文方向为研究教会大学的英语教育，以民国时期全国大学中英语教育水平最高的圣约翰大学作为个案。陶师向徐师介绍了我的选题，徐师欣然同意协助指导。之后我第一次来到美研407室拜访徐老师，获赠其专著《教育与宗教： 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和一些徐师收藏的珍贵史料复印件。徐师对我查阅上海档案馆等地的馆藏档案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殷殷嘱咐我一定要踏踏实实扎根在档案馆至少两个月，要善于利用旧材料的线索找到新材料。论文写作期间，我曾数次前往美研请教徐师，美研的整体氛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就后学者而言，将所在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作者的不同作品细加阅读、对其学术史路径加以清理，这无疑可从一个侧面提供自身知识的储备和对治学路径的把握。在准备硕士学位论文期间，我反复仔细阅读推敲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各种著述，均有所得。

治中国基督教史在学术研究中是个“窄门”，可这类研究却需要多方复合的知识领域作为底座方能出彩。基督教在近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起过桥梁作用。不谙西方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必然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泥足。研究者也需具备良好的中英文功底。没有深厚的英文及西方文化功底无法开展近现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这在学者中已有共识。但很多人往往忽视了良好的中文素养之于研究的重要性。对近现代基督教进行研究需结合社会史的研究，对当时文献亦应深入理解。很多重要的基督教人物往往在西方接受教育或在中国接受西式教育，今人多认为他们是西化的人。然而，当年他们所受的中文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与今天大有不同，一些重要基督教人物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戏曲及书法艺术的造诣深厚。其文其书，研者若胸中无水墨之竹，难解其匠心之独运。研究者有好的中英文素养和对中西文化历史的融会贯通，在阅读众多中英文一手文献时才能曲中闻折柳，于细微处见精神，还原被时光微尘遮蔽的历史真实。之后的20余年，由于我一直关注中美基督教自19世纪至今的贯通研究，越发体会到美研的宗教研究由窄而宽，从个案渐次扩展到地区、国别、全球，即所谓结合身边与天边，这一研究布局使美研的宗教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逐渐知晓美研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于2002年支持徐师主持“宗教与美国社会”项目研究，为系统性地开展美国宗教研究领域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 承教美研，春风化雨，见证美国宗教研究蒸蒸日上

得知徐师将于2004年在国政系招收宗教与国际关系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后，我鼓足勇气向徐师提出报考请求，受到热情鼓励。在颇具美式风情的美研110室举行的博士生复试中，在场的几位美研教授谈到了美国宗教研究的重要意义，令我对未来的学习和研究心向往之。复试通过后，徐师多次打电话给我，叮嘱我做好跨专业就读准备，我也数次来到美研参加活动，包括参加美研举办的以美国宗教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旁听国务学院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2004年6月，徐师担任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至此我将研究学习的重心从中国基督教转向美国基督教，学科视角从历史学为主转为以国际关系学为主，继续对中美两国的基督教及其他宗教进行贯通学习和研究。

2004年2月，徐师赠送我他主编的新书《宗教与美国社会： 美国宗教的“路线图”》（第一辑），书中开篇言明，“宗教是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载体和美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研究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如果说这些年中国的美国研究尤其是美国史研究已经起飞，中国的美国宗教研究就水准而言只能说才刚刚起步。美国宗教研究可说是当前国内研究中的一个主要薄弱环节。”这本书共有12篇文章和1篇附录，其中序言、6篇文章和美国宗教研究部分中文论（译）著附录均出自徐师之手，另有4篇文章出自徐师指导的研究生的论文，也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2005年，徐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立项。2006年，徐师又申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这次我们作为博士生参与了一些基础性辅助工作。那时的教育部重大项目还需要去北京现场答辩，徐师率领我和同门师妹邹函奇组成答辩团队赴京，这一程答辩之旅令我受益匪浅。在美研的支持下，我们团队先后还主持了美研中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的宗教非政府组织”（2006年）等，美国宗教研究渐成规模。

三年读博期间，我和同门秦倩还先后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和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暑期进修，进一步打好宗教研究的基础。由于美研的国际学术地位，我们还经常参与国际学术接待和服务工作，扩展了学术视野，令我体会到了全球宗教发展及相应研究的重要意义。印象颇深的是印度神学家、马德拉斯大学教授菲利克斯·威尔弗雷德（Felix Wilfred）神父来美研授课，这是我第一次听讲当代亚洲神学的发展，接触到亚洲神学的重要领军人物。听课之余我常陪他午餐和晚餐。神父在教界和学界均具重要影响，后来担任过全球知名的国际神学评论会议的主席，也是梵蒂冈国际神学委员会委员。

2004年暑假，美国著名新教领袖葛培理（Billy Graham）牧师的儿媳葛郭瑞玉（Christina Graham）来上海拜访徐老师。在接待过程中，徐师给我提出建议，“葛培理是美国基督教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你可以考虑博士论文以他为研究主题”，并赠送给我几本相关书籍。他的审慎建议指引我向山举目，进入美国基督教研究的新天地。美国基督教具有强大的全球影响，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计划对此予以学术审视，这在当年是我国当代美国研究领域第一篇以宗教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徐师深谙档案研究、口述访谈对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复旦博士生出国机会甚少的情况下为我联系和安排了赴美查阅档案和进行人物访谈的机会。我得以在葛培理牧师母校惠顿学院的葛培理中心，没日没夜查抄浩如烟海的相关档案，也有幸在美国南北数地与众多历史事件当事人进行访谈，至今拜访当时已89岁高龄的葛培理牧师之情景仍历历在目。

2007年在美国杰克逊维尔与葛培理牧师合影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北美就基督教研究和宗教研究主题形成跨学科国际合作平台。这在当时学界是少见的，美研的美国宗教研究深惠于此。各地学者的频繁互动深化了学术思路，并形成各类学术资源的共享，我们作为后学也因此有机会能够参与各类高水平培训活动，得以承听章开沅、卓新平、杨慧林等众多中外顶级学者教诲，在当时大陆相应研究资料匮缺的情况下到境外获取一手资料和相关著述，并深度访问各国各地的宗教场所。

2007年6月8日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与恩师徐以骅教授、答辩组樊勇明教授、沈丁立教授、潘光教授、俞正樑教授、刘杰教授、陈志敏教授（自右至左）等合影

读博期间，美研是我主要的上课地点，我曾选修倪世雄教授、朱明权教授、沈丁立教授、孙哲教授等多位美研前辈的课程，受益良多。三年转瞬即逝，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明审和盲审全优的评价，我本人也因美研中心对美国宗教研究团队建设的规划而于2007年7月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三、 忝列美研，景行行止，期冀美国宗教研究脱险安澜

进入美研工作之初，时任主任的沈丁立教授找我进行了入职谈话，明确道出对我的研究和出版的具体要求。我深感责任重大，立志从事美国宗教研究。美研宽广的学术平台推动我的学术研究顺利起步。2008年，我成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督教与当代中美关系”，得以发挥对中美两国基督教的研究优势继续前行，开始对当代基督教传教运动开展综合研究。

2007年暑假美国研究中心合影

美研积极支持我出境和出国访学，徐师和沈丁立教授数次为我撰写推荐信。2008年秋季，我获得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简称“亚联董”）资助，来到耶鲁大学神学院担任访问学者，进一步接触与学习美国宗教，这里丰富的中国基督教史档案对我的课题研究颇有助益。在海外事工研究中心，我幸得时任中心主任的乔纳森·邦克（Jonathan Bonk）教授应允，参加了为期一学年的“宣教研究”系列密集课程学习，得以聆听世界顶级传教史专家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等学者和知名牧者、宗教组织管理者的深度讲解，于2009年6月因完成课程所有要求而获得课程证书，其间该中心多次带我们去多地多个不同类型的基督宗教场所进行学习或访问，包括在莫拉维亚教会访问学习，在玛利诺修会居住和学习一周，在天主教仁慈中心开展两周的避静活动等，极大丰富了我对美国和世界基督教发展的认知与思考。2009年，我成功申请到在乔治城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美研为支持美国宗教研究，打破惯例批准我继续在美访学。当时信强教授正在兼职，亦为此提供帮助。中心主任托马斯·班可夫（Thomas Banchoff）教授尽管中心事务、教学和研究事务极为繁忙，却仍然坚持和我每周召开一次工作会议。那段时间适逢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政治成为华府智库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我尽力参加了华府主要智库和大学研究中心绝大多数与宗教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有关的研讨会。乔治城大学为历史悠久的耶稣会大学，非常重视开展全球参与活动，与世界众多国家的政界、宗教界和学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心举办的多个大型研讨会获得校方大力支持，各类小会频繁举办。大学很多基于学科交叉基础的宗教类课程给我很多启迪。这一年宋国友教授亦在乔治城大学访学，勤奋写作之余数次对我的研究提出中肯建议。两年间我利用各种机会在全美数地查阅差会档案，访问宗派组织。在美期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后出版。美研中心领导一直鼓励我的研究工作，吴心伯教授当时负责美研学术研究工作，有一次特意告知，我的一篇关于美国宗教研究的文章已刊登于《世界宗教研究》期刊，他查阅发现这一期刊是宗教学领域的A刊，美研中心年终会对此进行奖励，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一期刊是顶刊。

2008年在复旦大学与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Peter Berger教授合影

2009年在耶鲁大学与OMSC中心主任Jonathan Bonk牧师/教授夫妇合影

2009年在耶鲁大学与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Andrew Walls合影

2009年在乔治城大学与博士后导师Thomas Banchoff教授合影

此后我多次在美国不同学术机构开展长期或短期访学，继续深入对美国宗教的了解和研究，美研主任吴心伯教授还曾为我申请访学项目给予撰写推荐信等支持。2014年至2015年，我获得鲁斯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国家人文中心担任驻所研究员，得以深入研究基督宗教传教运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2018年6月到7月，我参加美国国务院的“多元宗教”项目，与其他15个国家的15位入选者一起经历了与美国政界、宗教界、研究界（学界和智库）三界长达一个半月的密集互动，足迹遍布美国数个主要城市，以及明尼苏达广袤原野和亚利桑那崇山峻岭中的各类宗教场所和社区机构。2018年秋季学期，我在美国三一学院教授“中美关系”课程，征得陶文钊教授的同意，将他的英文著作《中美关系史》作为课程的主要教材，并携带当年刚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英文版作为课程读物，部分学生在了解到不同的叙事后颇有思考。

2011年12月在北京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合影

美研的国内外学术合作机制提升了我的学术视野，深化了我的研究意识。美研及学术伙伴机构举办的各类会议、讲座等包含美国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多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助我反思美国宗教问题及其研究。2024年秋，在美研安排下，我应中美教育基金的邀请在疫情后首次访美，不仅与多所美国政府智库交流，还在巴尔的摩参加了规模盛大的“美国研究年会”，为我了解疫情后美式美国研究的新进展提供了窗口。美研学术氛围积极奋进，令我深受鼓舞，每每晚上路过国权路，往往能看到多个办公室窗口的灯光。我也一直得益于美研内部研究交流和互助氛围。早我两年留校的赵可金教授在我刚进美研之际就积极引导和帮助我从事宗教与外交领域的研究。我在美研前辈刘永涛教授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的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承担了子课题研究，促进了我对文化与中美交流的研究。蔡翠红教授、张家栋教授还先后促成了我对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访问，令我切实增进了对南亚宗教与政治的感受。

十余年来，中美关系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滑向战略竞争常态化。在有限合作与深度竞争并存的复杂态势，中美双方对宗教议题的安全维度均予以空前关注。尽管宗教研究渐成险学，宗教问题在战略研究中的意义却日益凸显。在徐师领导下，美研宗教研究团队除出版《宗教与美国社会》集刊以及多部美国宗教研究领域的著作和译著，还在美国宗教研究的基础上推动了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在咨政方面做出了贡献，并且在2024年成功申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影响》。我在从事美国宗教研究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在宗教与外交、世界宗教格局变迁、文化与国际关系等研究领域亦有所得。在美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多次成功申请国家社科重大和一般项目、教育部及上海市各类项目。由于多方原因，十余年来数部书稿艰于出版，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难免萧索，但内心常因研究有所寸进而丰盈，能对国家和社会有所回馈也是我孜孜以求之向往。

2025年6月恩师徐以骅教授与部分弟子合影

今年适逢美研正式成立四十周年。二十余年来，我参与式见证了美研美国宗教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并受惠于此而获得了个人的学术成长。我深感美研的美国宗教研究因应于美国和世界格局变化，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国宗教积数百年之功、衔山巅之城夙志而别开生面，其内涵丰富多元，其目标不限于美国，其视野和利益广至全球。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宗教强国，其多元宗教域外传播能力长期居于全球首位，具有强大的全球宗教、文化、社会和政治影响力，且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的“强国强教”之国，这决定了美国宗教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难度。分析美国宗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理解美国和世界，更深刻理性地分析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基于美国国家和宗教特性，以及冷战后美国国家宗教战略的转型和政策实施，21世纪以来美国的宗教工作“三支队伍”（政府官员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和宗教研究队伍）建设颇具成效，于美国全球战略意义深远，且并非只争朝夕效应。当前美国宗教研究仍有诸多空白，具有多维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观察与思考。研究美国宗教已成为我学术生涯的重中之重，这令我既感愉悦，又有压力，而使命感也在长期研习中悄然滋生。虽居斗室，心向圣俗，我仍将坚守美研，在美国宗教研究领域勤研不辍，以期日有所长。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涂怡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