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需要纪念的各种周年还真不少：在世界层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国家层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复旦大学，有校庆120周年和美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美研中心”）成立 40周年。在本人的所在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也恰逢65周年院庆。

接到美研中心邀请撰写纪念其成立40周年的文章后，本人深感荣幸和责无旁贷，因为在为数不多的年逾古稀且仍在从事研究美国和国际问题的学者中，在下估计是与美研中心交流合作较多的一位。确实，我同美研中心的历届主任谢希德（1985-2000）、倪世雄（2000-2006）、沈丁立（2006-2013）、吴心伯（2013- ）以及许多前辈后学有着数十年值得书写的回首和前瞻。

40年的往事有许许多多，一时不知从何着手。经过好些夜半清晨的思考，特别受启示于孔子“四十而不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及毛泽东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词句，最终决定将本文的主题定为“回首共贺不惑年，前瞻更期随心业”。主题一经确定，思路如泉涌，遂按照年代顺序将感受最为深刻者和印象最为清楚者追记如下：

一、美研中心诞生之前的回忆拾零

美研中心的诞生和发展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包括美国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的风雨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百废待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于1956年和1960年分别成立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身。此后，毛泽东主席又于1962年亲自推动了国际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于1964年成立了新中国的首批国际政治系。可惜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迫使研究院所和学校全部停摆，专家学者全部下放工厂和农村接受“再教育”。但是，周恩来总理抓住中美关系解冻和尼克松访华的时机，重新起用有关的专家学者。当时，因为接待尼克松总统访问上海的需要，本市社科界和高校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得以重返工作岗位。当时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专业人员共同或分别地进行国际形势和美国问题的研究，翻译了有关的著作并编写有关材料，如《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和《辞海》（国际关系分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和研究事业迎来了又一发展的春天。本人于1979年进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时不仅经常听到复旦大学的刘同舜、曹沛霖、刘星汉等前辈的大名，而且还听过他们来所的精彩讲座。这些名家大咖们在后来成立的美研中心都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重要作用。

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美研中心的工作关系简述

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中美关系相对顺利发展时期，这也是成立美研中心的一个重要背景。对于复旦大学来说，1984年4月30日里根总统到校访问无疑是件大事。记得在当年秋天，本人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陪同一对美国夫妇访问复旦大学，当时的不少复旦学子仍旧沉浸在里根总统来访的回忆之中，他们指着整修过的道路和礼堂，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讲述着花絮和趣闻。从某种意义上讲，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可以说是美研中心诞生前的热身。1985年，美研中心成立且与复旦外事处合署办公，本人也被任命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室主任，负责内外联系。当时，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国际学术交流都不多，本人与复旦大学及美研中心的联系因而成为重中之重，双方每有重要外宾都互相访问。记得曾经陪同美国外宾参观过正在装修的美研中心办公楼，看到了中国美国研究的新前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独立的两层办公楼位于邯郸路220号的校本部，不是现在位于国权路680号的办公楼。复旦大学历史悠久和美研中心朝气蓬勃，在硬件上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比照标杆，而他们的体量、学科、人员等更使本人赞叹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讲，“硬件支撑软件，数量升华质量”。经过40年的发展，今天美研中心的硬件和软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属国内第一方阵了。

三、上世纪90年代的峥嵘岁月

图｜1997年7月10-11日，杨洁勉（前排右一）出席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合作举办的“中美关系二轨对话”。

在此10年中，中美关系如同坐过山车，既有“政治风波”后的波谲云诡，也有两国元首互访的柳暗花明；既有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重大冲击，也有中美有识之士力挽狂澜的奋斗努力。本人在90年代下半叶担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后，与美研中心的合作重点从外事工作转向学术业务。首先，本人多次参加在复旦举行的重大中美交流活动。1996年11月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复旦美研中心大厅发表演讲,这是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前的高官系列准备。本来，会议的会标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但美方临时要求撤换为合作关系。当时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与会者已经入场，目睹了工作人员重新布置会标的场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由此可见一斑。其次，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的重大中美交流活动也得到了美研中心的友情支持。1997年1月，本所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先在上海后移北京举行。美方代表为委员会主席和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首的高级别代表团，美研中心也派出了阵容强大的领导和学者代表，有力地体现了上海学者的整体水平，美方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上海对美的研究和交流工作得到“三老”的悉心指导和全力支持。原上海市长和时任上海市府顾问的汪道涵、原复旦大学校长和时任美研中心主任的谢希德、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时任上海市府顾问的李储文三位前辈德高望重而且拥有广泛的内外资源，他们经常传达中央对美工作的指示，引领上海学界的研究方向，参与重大的学术外交活动（其中以中美互动为主）。“三老”同时引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遇，也成为国内国际的一段佳话。

四、2000-2012年本人与中心合作的大平台

新千年在世界人民的期盼中如约而至，上海在2001年承办APEC峰会后对美研究和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就复旦及其美研中心所承担的重大中美交流活动而言，本人参加的有：2001年8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后曾任美国副总统和总统）在美研中心举行的座谈会；2004年4月，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报告会；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由复旦大学组织的中国青年人的交流活动。就美研中心而言，它于2000年被批准为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与此同时，本人先后出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因此与美研中心的合作又从学术交流提升到学术规划。本人曾任美研中心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复旦协同创新基地的特邀研究人员、学术委员会主任等，直接参与了美研中心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咨询顾问，并在此服务中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和视野。在此期间，两个机构的人员交流也向纵深方向发展，既有转换编制的实体流动，也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弹性流动。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人才在流动中往往能够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流进流出都在上海，大家都在为国家出力，从大局和全局上看，这是合作共赢的正和关系。

五、2013年本人退出领导岗位后与美研中心的新合作

2013年7月，本人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领导，转而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至2020年，2022年本人正式退休并不再担任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长。在此期间，本人与美研中心的交流与合作在国内国际新形势和本人新条件下进入了新的周期。在此期间，在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和围堵下，中国对外关系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中国从上到下加强了智库建设。而且，美国研究是本人专业的重点，美研中心又是中国研究美国问题的重镇。当然，本人的年龄和资历成为加强而不是减弱我和美研中心交流与合作的因素。本人欣喜地看到美研中心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美国研究和中美学术外交方面比翼双飞和共同进步。最为令人鼓舞的是，国家特别强调区域国别的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美研中心在研究的高度和深度、教学的宽度和厚度、人才培养的力度和温度上都进入了发展新时期。与此同时，本人从美研中心的年轻一代身上吸取了持续的养料和向上的精神，并转化为“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思想和行动。每当我去美研中心开会，总是担心落后形势而尽量认真准备。几十年来，我还养成提前到场的习惯，在美研中心的楼道上打套太极拳，思考着如何在对美工作中以柔克刚和合作共赢。

结语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美研中心在过去40年里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本人衷心祝愿：美研中心在今后的30年及更长的时间里，在提高研究、教学、人才培养、内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基础上，加速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挺进，在国内国际上发挥日益光彩夺目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杨洁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