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双边和多边手段，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上影响中国，促使中国的内外政策朝着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确保中国崛起的进程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第二阶段，随着美国塑造中国幻想的破灭和中国力量的迅速提升，美国的政策重点转向保持对华力量优势，以维持其在对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第三阶段，随着美国对华力量优势的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力量或影响力优势的丧失，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务实，将主要关注如何维护和争取美国的实际利益。
后冷战时代，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到小布什政府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政府强调中国应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都是要塑造中国。美国在对华交往中对政治、经济、安全等具体问题的处理(如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不扩散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等)，既是要维护美国的实际利益，也是要影响中国的政策行为。
这一阶段随着特朗普执政基本结束。对美国影响中国发展轨迹的能力和可行性，特朗普政府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坦言，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过去的政策，“这个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虽然这里没有点中国的名，但其所指显而易见。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基本理念，决定了他的对华政策重点是与中国开展力量的竞争，而不是试图塑造中国。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新阶段。鉴于中国力量快速发展、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的大趋势，维持对华力量优势将是未来20年到3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
特朗普政府正是为了维持对华力量优势而加大对华竞争力度。虽然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竞争并不总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但特朗普执政团队的保守偏激思维和强势的行事风格有可能导致中美恶性竞争。
经济上，近期美方在处理贸易不平衡问题上陆续推出一系列极端措施，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中方肯定会以牙还牙，两国间的贸易战就会升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虽然理性的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更多是讨价还价的伎俩，中美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存决定了双方不至于走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给这轮较量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有赖双方付出艰苦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对数百亿美元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关税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决定，并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更是要迟滞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进步，放慢中国实力增长的步伐，以达到维持美国对华力量优势的目的。这种基于相对收益思维的政策行为，不仅会使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严重受阻，更会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态势。
安全上，鹰派主导的外交与安全团队会默许甚至纵容美国军方在南海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这势将升高中美两军在南海的对峙;而“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澳、印四国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安全合作的增强，必然增大地区地缘政治分裂与对抗的风险。更危险的是，“台湾旅行法”由美国国会批准和特朗普政府签署，表明美方正在积极地打台湾牌，这不可避免会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为了维持对华力量优势，华盛顿除了加强硬实力(经济、军事、科技)的竞争外，也会注重软实力的竞争，包括其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以及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这一动向在奥巴马时期已见端倪，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旨就是与中国争夺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虽然特朗普政府聚焦中美硬实力之争，但未来的美国政府有可能同时关注硬实力与软实力，特别是在中美硬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华盛顿将会更加重视维持软实力优势。由此一来，中美在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国际机制、规则、话语权方面的竞争将会加剧。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美国将更加注重与盟友和伙伴的协调。为了应对所谓中国“不公正的贸易行为”，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防止先进技术流入中国，美国正积极地与欧洲盟友(也许还包括日本)协调。在抵制所谓中国的“政治渗透”方面，2017年底和2018年初，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掀起一轮大合唱。在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实施“印太战略”方面，美国积极拉拢日本、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印度等国参与。如果说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阶段，与盟友的协调主要是规制和影响中国的话，到了对华政策的第二阶段，与盟友的协调则旨在牵制、防范甚至压制、遏制中国。
中美进入力与势的竞争阶段，对中国无疑是新的考验。首先，中国在与美国的总体力量对比中将长期处于弱势，在竞争加剧的态势下，中国力量和影响力上的结构性短板，如高新技术的自主开发能力和运筹亚太地区事务的能力等，将会更加突出，而补齐这些结构性短板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增强。
其次，中国要防止重演冷战时期美苏竞争模式，避免卷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或热衷于出口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
第三，如果说美国在对华政策的第一阶段，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让利”来诱导和影响中国的话，在对华政策的第二阶段,美国对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对其利益得失越来越计较，“逐利”倾向突出。在此情况下,中国应从长计议，通过短期的利益关系调整(斗争与妥协两手并用)来确保长期的力量发展。(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链接：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04/1190484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