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于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去世，享年90岁。

“在美国，傅高义代表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傅高义以“尊重、理解、交流”的方式研究中国，而美国的中生代和青年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可能再回归这种风格了。

吴心伯与傅高义结识20多年，他们刚在今年11月下旬共同参加了一个线上学术会议，当时傅高义仍在推动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学术项目，并对吴心伯说：“相约哈佛见。”不料，时隔一个月噩耗传来，他的离世给学界留下诸多遗憾。

“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

1996年5月，傅高义带领美国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中国学者交换看法。吴心伯也参加了研讨会并发言，“老先生非常亲切、和蔼，一直在非常专心地听中方学者发言。中午吃饭时，我们相邻而坐，他主动和我继续讨论上午研讨会上的问题。”

2018年，在复旦大学的讲座上，傅高义畅谈了对中美关系40年来的观察与思考，并一一回答了现场学者的提问，全程2个多小时都用中文。

2018年12月，傅高义（右）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当天与吴心伯（左）合影。吴心伯供图2018年12月，傅高义（右）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当天与吴心伯（左）合影。吴心伯供图

长年来，吴心伯表示，自己接触到的一些美国学者略显傲慢，但他发现傅高义不一样，后者对中国学者颇为尊重，也给予了许多关怀。“初次相识后的第三年，我去哈佛大学，傅高义老先生专门安排了一个聚餐来欢迎我。”当时职务是副教授的吴心伯很感动，因为傅高义还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

在吴心伯的办公室抽屉里，珍藏着来自傅高义的20多张贺卡。“大概从1998年开始，老先生每年的新年都会给我寄贺卡，直到2019年依然收到，这些年从未间断。”吴心伯说，所有贺卡的风格都是一致的，全部是描绘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北平风光的油画，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浓浓。

傅高义在贺卡上所写的不单单是新年祝福，还有对中国学术动态的关心。令吴心伯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的那一张贺卡，当年克林顿访华，在上海图书馆与市民代表座谈，克林顿在和吴心伯的对话中首次公开重申美国对台“三不”政策。傅高义在报刊上看到了这一新闻，便在贺卡上写：“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傅高义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吴心伯说道。

不用美国的经验模式研究中国

在外界看来，傅高义有着很浓厚的中国情结，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 2000年退休后花了十年时间搜集资料、采访知情人，写成《邓小平时代》一书。

“傅高义研究中国不是从美国的经验模式出发，而是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吴心伯说，“傅教授被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所吸引，无论在课堂还是会议上，他经常会告诉中国年轻人，中国这些年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应该为中国骄傲。作为一个美国人，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这位为东亚研究倾注了半个世纪精力的老人，对中国有着独到的认识，他曾说“研究中国就是要‘拉关系’”。吴心伯认为，这证明傅老先生非常了解中国文化，他研究学术的特色，一方面在于实地调查，另一方面就是在中国广交朋友，听取他们的想法。

在吴心伯的记忆中，他每次去哈佛大学作客，傅高义都会和他长谈数小时，有时候傅高义还会叫上哈佛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一起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交流学术问题。

2018年4月，傅高义（右）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持报告会，吴心伯（左）在会上作“管理中美竞争”的报告。吴心伯供图

谈及与傅老交流的收获，吴心伯表示，一方面傅高义对中国问题、中美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的看法总体来说是比较平衡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持论公允”，一些观点令人受到启发；另一方面，傅高义曾在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任职2年，卸任后给中国学者介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让大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增加了了解。

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双重作用”

在2020年美国大选刚落幕之际，吴心伯和傅高义曾有过一次在线“照面”，“傅高义先生在11月19日的一场哈佛在线会议上发表讲话，当时感觉他对大选结果挺高兴的，认为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改善的机会。”

事实上，傅高义一直以来都未停止对中美关系的思考，他在2020年2月告诉吴心伯，准备和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发起一个项目，主要是关于如何改善中美关系，准备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前发布一个报告，即使是在今年新冠疫情期间，他也仍然在推动项目前行。

去年7月，以傅高义、史文等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撰写了《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取得了百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公开信指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吴心伯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美国政府对华的对抗政策”。

“傅高义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实际作用。”吴心伯指出，除了公开信之外，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并计划在哈佛大学做演讲，但遭到一些人士的反对，而傅高义当时坚持邀请江主席。“当时傅老先生告诉我，治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容易，我们应该请江主席来谈谈如何治理国家。”最终，这件事还是做成了。

傅高义一方面以上述这样的实际行动对中美关系发展做出实际贡献，另一方面他作为哈佛大学教授，以教书育人的方式培养了美国一大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这些人在学界、政界、商界都具有影响力。吴心伯如此总结傅高义对中美关系发展所起到的“双重作用”。

傅高义去世后，人们将目光投向了美国中生代、甚至是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吴心伯对此并不乐观，“美国四、五十岁以及更年轻的学者，他们研究中国的风格已经不一样了，不太可能像傅高义那样以尊重、理解和交流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因为他们看到更多的是中国崛起和强大以及对美国构成的挑战，那么他们会思考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