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编者按[b]：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6日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习主席强调，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三点原则、着力推动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并与拜登总统就双边关系发展各项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中美元首会晤传递了哪些信号？中美双方将如何继续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此次会晤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可见的影响？凤凰网《风向》特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权威解读。

核心提要：

1. 拜登的称呼更像是一个政治信号。在过去，他把与习主席亲密的个人关系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当选总统后，他受国内对华不友好政治氛围的制约，这次会晤他无法做出“老朋友”的回应。

2.“竞争”一词本身没有问题，竞争也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常态。重要的是，“竞争”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候的位置。现在美国把“竞争”作为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基调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让美国对华“竞争”政策主导我们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义与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有联系，亦有区别。

3. 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候的基本理念是合作共赢，希望双方把合作的蛋糕做大，双方均由此受益。但是美方的定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零和思维”，即中方的成功代表了美方的失败。而双方理念的不同反映了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

4. “修昔底德陷阱”是客观存在的，大国关系处理不好会亦走向冲突，但是这些都不是必然的。风险是存在的，却不应该成为“宿命论”。这两种言论的作用应该是提醒我们要警惕陷入此种陷阱和悲剧的风险。

拜登谨慎称呼的背后，是美国政治氛围的掣肘

凤凰网《风向》：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伊始，习主席讲到，开心见到“老朋友”拜登；而拜登提到他与习主席的见面从未如此“正式”过，却未称呼“老朋友”，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的外交信号？

吴心伯：拜登的称呼释放的更多是一个政治信号。拜登在过去非常喜欢夸耀他与习主席的个人关系，比如他曾多次提到曾经与习主席一起待过多长时间，旅行过多少距离。在过去，他把与习主席亲密的个人关系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但是在年初当选总统后，拜登受制于美国国内对华负面和消极的政治氛围，变得“很讲政治”，担心与习主席的个人关系成为他的“政治负担”。先前，记者采访他时提及他与习主席是“老朋友”，他立马进行解释，并称与习主席的关系是“公事公办”。今日的情形亦是如此，习主席称呼他为老朋友，拜登却没有做出类似回应，表明了他对于美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屈从，他的对华政策也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大制约。

凤凰网《风向》：刘鹤副总理和耶伦都列席参与此次会晤表明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在贸易战之后，经贸关系能否继续成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 ？

吴心伯： 虽然在过去几年，经贸关系没有能够阻止双方在很多领域发生摩擦，甚至经贸关系本身也成为中美纷争的焦点，但是从中美关系发展来看，经贸关系依旧在双边关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如果中美之间没有今天这样强有力的经贸纽带，双边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据我预期，中美双方接下来会在许多领域加强沟通和交往，加强经贸往来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双方都有此需求。

目前，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取消特朗普对华加征的关税，取消特朗普对中国的实体和个人的一些制裁。事实上，美方现在也有调整关税的需求，因为这些关税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国的一些高科技产业公司也有放宽对华技术和产品的出口控制的诉求，因为广阔的中国市场对这些企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凤凰网《风向》：中国同意实施升级版“快捷通道” 和合作做大“蛋糕”的表态，与美国对华经贸问题的持续指责，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因素会如何塑造双边经贸关系发展？

吴心伯：决定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有两个核心因素，市场导向和政府推动。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今天主要是依靠市场推动，而非政府推动。尽管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几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事实却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数额不降反升，这就表明了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特别是从特朗普开始），不断对双边经贸关系进行强烈干预。虽然美国指责中国政府干预经济，其实美国政府（从特朗普到拜登）目前干预力度比中国政府大很多，尤其是在制裁方面。

因此，中美经贸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博弈，而最终必须达到一个平衡点。举例来说，特朗普加征的巨额关税，最后并未达到让美国公司回流到美国的效果，反而推高了美国国内的商品价格，增加了美国人民生活成本。感恩节和圣诞节即将到来，美国超市货架空空如也，这都体现了两个因素的博弈。但是长远看来，起主导和决定性影响的是市场因素，而非政治因素。

凤凰网《风向》：您如何解读会晤之后白宫发布的新闻稿？您认为这体现了美方此会晤怎样的认知？

吴心伯： 白宫的新闻稿进行了政治化的处理，新闻稿开篇表示美方对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和人权问题等关切，其次强调了对华“竞争”政策，认为“对华竞争”应该放在首位，美国唯一要做的是管控竞争。同时，新闻稿也表明，拜登总统与习主席的通话是希望能够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增加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的改善。但是，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基调依旧是强调美方关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向中方提要求和施压。我并不认为拜登现在的国家安全团队能够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因为这些人比较“鹰派”。因此，即使拜登个人希望缓和双边关系，依靠现有的安全团队，这个愿望恐怕难以实现。

定义不同是表象，背后是双方格局的参差和实力的变化

凤凰网《风向》：有评论称，中美双方对于中美关系的原则框架定义不同，中方的核心词汇是“合作”，美方却是“竞争”，您如何解读此不同？

吴心伯：定义不同是表象，此表象背后是中美双方理念和思维的不同。 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基本理念是合作共赢，希望双方把合作的蛋糕做大，双方均由此受益。但是美方的定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零和思维”，即中方的成功代表了美方的失败。而双方理念和思维不同反映了更深层次中美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实力不断上升，因此格局越大，得益越多；而美方是一个霸权国家，它更集中注意力于如何维护自己的霸权。美方认为，中方得益其实是在削弱美国的力量和地位优势。在此情形下，美方强调与中国的竞争，是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地位和利益。从学术层面看，中方强调“绝对收益”，美方强调“相对收益”。

凤凰网《风向》：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美国对华战略没有统一定义，中国也并不认同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您在之前《论中美战略竞争》一文中提及，竞争是国际社会的常态。请问您是否“竞争”是否可以准确表达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的内涵是什么？

吴心伯：“竞争”一词本身没有问题，竞争也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常态。重要的是，两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将“竞争”置于何种位置。现在美国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基调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美方夸大了“竞争”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和分量，这也是之前提到的，美国现在的地位和实力决定的。但是中方认为，中美关系应该合作第一，竞争第二，这就成为中美双方的分歧点。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中，有比竞争更强烈的成分，包括遏制和打压，这也是美国对华“竞争”的部分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让美国对华“竞争”政策，主导我们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义与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有联系，亦有区别。 中美关系那是双边的事情，不是美国独自决定的，但是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决定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是“竞争”，还包含遏制的成分，合作处于次要位置。而中国不接受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习主席提出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建议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目前看来，双方在这个方面并未形成共识。不过，美方最近态度也有转变，比如美方最近开始提及要相互尊重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双方对于双边关系的定义在慢慢接触和表达中有一些接近的趋势，但并未达成，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共识。

民众对于元首会晤最关心的有两点：经济和教育

凤凰网《风向》：您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会对于我们的生活造成哪些可见的影响？

吴心伯：民众关心的角度主要有两个方面：经济和教育。 经济领域来看，双方经贸团队在接下来会加紧磋商，逐步地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这样有助于改变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给双边经贸关系带来的各种人为阻碍和负担。

事实上，中国和美国民众都希望更多购买对方的商品，可现实是，现在很多东西都买不到。

另外一个是人文交流领域。过去几年我们目睹了前往美国求学或从事研究工作的高风险，中国民众希望今后拜登政府能够改变特朗普政府人为阻挠中美人文交流的违背民心的做法，转而继续为推进中美人文交流提供便利。

凤凰网《风向》：最近，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遇害，再次引发了中美公众的强烈关注。您认为在高级政治之外，中美应该如何从社会层面加强努力，避免类似悲剧发生？近年来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受中美关系冲击极大，本次会晤后是否境况会有好转？

吴心伯：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此次暴力事件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暴力猖獗，普通的美国人，包括中国在美公民，都成为暴力活动和枪支泛滥的牺牲品，因此这实际上是美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并不是哪一个总统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社会反华仇华言论日嚣尘上，新冠疫情的爆发助推了美国社会针对亚裔、华裔的歧视与暴力行为，这对于中国在美公民、侨民的安全极度不利。希望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纠正美国国内对华裔、对亚裔的负面看法，改善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凤凰网《风向》：您先前提到，美方提供公共产品意愿和能力下降都在下降。此种情形下，中国应如何加强与美国在促进全球发展的合作？

吴心伯：这次两国领导人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即两国今后要共同承担作为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双方加强在气候变化问题和全球公共卫生的问题（当下主要是应对新冠疫情）的合作。事实上，中美在非典之后加强了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可惜被特朗普政府叫停，所以双方现在都有意愿恢复在此议题上的合作。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将成为中美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体现了两个作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和负责任大国的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担当。当然，两国在这个领域的有效合作，离不开一个非常良好的双边关系的支持。特朗普把中国看作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发动对华贸易战，停止与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美国国内疫情却愈发严重，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政治的悲剧”并不是宿命论

凤凰网《风向》：美方也多次提出要管控风险，给中美关系建立规则、安装“护栏”，中方也积极回应，应及时清除“易燃易爆品”，您认为中美应该从哪些具体方面“建设性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

吴心伯：目前未有明确的具体措施来进行“建设性危机管控”。比如台湾问题。

现在，美国违反“一个中国”承诺，与台湾发展实质性的官方关系，给“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引发台海局势动荡。但是双边对于如何管控此问题未达成共识。拜登政府一边向中国大陆重申 “一个中国”和不支持“台独”，一边对台湾提供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多个方面的支持。当前，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有实质性的措施来管控分歧，但是台湾问题恰恰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

凤凰网《风向》：您是否认同“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政治的悲剧”等理论对于中美关系的判断？

吴心伯：“修昔底德陷阱”是客观存在的，大国关系处理不好会亦走向冲突，但是这些都不是必然的。风险是存在的，却不应该成为“宿命论”。这两种言论的作用应该是提醒我们要警惕陷入此种陷阱和悲剧。 如果双方领导人都意识到这样的风险，都有意识地在政策和行动中减少和避免这种风险，双边关系将走向积极方向；反之，如果将修昔底德陷阱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常态的，双方则会采用“零和思维”处理双边关系，最后导致悲剧重演。

因此我认为，关键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领导人能否从理论中得到积极的启示，运用建设性的、向前看的方式，而非向后看的方式，来处理双边关系。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