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5日至26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先后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会谈，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与美方进行交流，这也是两国商务部长在美国总统拜登任内首次举行会谈。
在这两次会见中，中方共向美方提出了7项具体的关切。其中，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是被提及两次的重点关切。在会见雷蒙多时，中方还提到了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这三点关切；会见戴琪时，中方则提出了经贸领域涉台问题、印太经济框架、301关税这三点。
实际上，包括雷蒙多、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美方经贸团队今年以来已多次释放出希望访华的消息。而进入5月以来，中美双方高层官员之间开展了较为频繁的互动。此次中美商务部长会谈是否可视为“无人飞艇事件”以来中美关系“解冻”的标志？两国的经贸关系会否出现缓和迹象？从“脱钩”到“去风险化”，伴随美国对华政策的“话术”演变，经贸关系是否仍能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围绕上述问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国友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于5月28日举行的“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G7峰会与中美关系’研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经贸领域可视为目前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个突破点。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两国商务部之间沟通渠道的建立，这对中美经贸关系是较好的指引信号。
不过，宋国友也提醒称，中美在经贸领域仍有诸多分歧。当前，在美国对华投资审查领域出现了新问题，这是美方逐步构建对华竞争优势推出的新举措，未来必将引发更多矛盾。
“建立沟通渠道”是较好的指引信号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中美商务部长25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美方称，双方进行了“坦诚和实质性的讨论”；中方则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此外，“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您如何看待这次会谈所释放的信号？
宋国友：在中美双方的新闻稿中，都将“坦诚”放在第一位。从外交词汇来看，这说明双方意识到分歧，且围绕着分歧做一些沟通，不回避矛盾。中方的新闻稿里，还提到了“专业”一词，意思是从经贸的角度去理解经贸问题，而非把经济关系安全化，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另一方面，美方提到了“实质性”，意思是双方触及了很多重大问题的本质。
实际上，关于“建立沟通渠道”的表述令人唏嘘不已。此前，中美商务部之间有类似“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等较为成熟的沟通渠道，但特朗普政府终结了这些机制化的渠道，拜登政府也没有重新恢复这些渠道。此次会谈之后两国之间会有一些新安排，一旦出现新问题，会有机制化的沟通安排而非用零星事件去推动沟通。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对中美经贸关系是比较好的指引信号。
澎湃新闻：有评论认为，中美商务部长会见可以视为自2月“无人飞艇事件”后，中美关系初步“解冻”的一个标志。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在中美近期交流重启的阶段中，为何是经贸对话“打头阵”？
宋国友：从中美互动的角度来看，经贸领域是双方目前拥有共同利益更多的一个领域。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更大，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在经贸领域，双方的共同利益很大，而且现在也处在特殊的时间，发生了特殊的事件，
“特殊”性在于，美国国内之前面临通货膨胀，现在出现债务上限问题；中国面临国际经济环境、国内经济的一些挑战。因此，在经济层面，一方面两国具有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双方确实也面临着各自的问题，而只有通过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中美在目前这一时间段的“解冻”，应该还是从经贸领域开始，它确实也可视为一个“突破点”。但这并不代表中美经贸没有问题，双方的分歧、矛盾甚至冲突也有很多。但我们首先是从经贸问题开始，通过合作、谈判，解决这些问题来更好地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澎湃新闻：在中美商务部长会谈中，他们就对方政策提出了各自的关切。其中，中方就美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表达重点关切。同时，在26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会见时，中方就美对华经贸政策、经贸领域涉台问题、印太经济框架、301关税等提出关切。如何理解中方单拎出来的这7个方面的重要性？
宋国友：从中美经贸的角度来看，之前相关表述已经存在，只不过在当下这个时间点，问题比较凸显。具体来看，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这些方面，将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而在美国对华投资审查领域，有一些问题是全新的，此前未出现过，是按照美方对华政策的逻辑，试图逐步构建对华竞争优势而不断推出的新举措，未来必将引发更多矛盾。
我们向美方提出关切，通过沟通把问题表达出来，可能无法根本取消或影响美方对华竞争的工作步骤，但我们提出关切之后，可能会影响（美方工作的）进程和力度。另一方面，从中国国内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产业界、商界关心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国内的投资、产业的发展方向都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关切，表明我们也注意到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影响，这也是在帮国内产业撑腰，回应国内关切。
经贸关系是否仍是中美关系“压舱石”？
澎湃新闻：从此前的“脱钩论”到如今的“去风险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正出现调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论调调整？
宋国友：这一调整反映了美方重新再次深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并试图给予它准确定位。“去风险”表明美方要保留一部分没有风险但很重要的基础性领域。例如，大量的双边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往来等。另一方面，要将一些对美方认为对本国国家安全可能带来风险的领域慢慢限制。
这种表述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第一，美国经过较长时间在经贸领域的规划、尝试，发现未能取得期待中的效果。第二，美国此前倾向于“脱钩”的表态和尝试，危害了世界经济体系，引发了很多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的警觉和反对；第三，中美经贸关系是双向的，如果美国想要脱钩，但中国还是稳住的话，美国会发现更多的成本、压力其实在它那一边。
考虑到上述因素，美国可能会采取“去风险”“经济韧性”“经济安全”等相对中性的表态，既能安抚盟友，又能获得更多弹性。所以，我们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去风险”的内容，其有名有实，有积极面，有消极面，还有善变的一面。不过，美国提出过太多概念，我们无需过多关注某一个新提法，更重要的是看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整体态势和趋势是什么。
澎湃新闻：注意到您2019年在中美“四十人看四十年”的采访中指出，经贸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四年后，着眼于当前中美经贸现状，您如何回看这一判断？当前，应如何界定经贸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
宋国友：我曾说过中美经贸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类似“压舱石”“推进器”“催化剂”“突破点”的作用。当前，尽管经贸领域包含了很多摩擦，但两国沟通的突破点仍在这一领域，因此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和中美其他领域的关系相比，经贸毫无疑问是压舱石。但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理解“压舱石”的作用。一种理解是，既然经贸关系是压舱石，那么它就能“压住”中美关系；另一种理解是，当其他领域的关系都难以稳住中美关系，甚至在双边关系出现动荡时，经贸关系能否在其中发挥作用。
据我自己的评估，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还是相对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但需注意，中美经贸关系也有很多特殊性。如果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和挑战，可能还是在经贸层面出现。
澎湃新闻：近期，拜登政府中负责中国问题的高级官员出现了不少变动：中国事务的东亚局助卿帮办、“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人华自强将卸任；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罗森伯格、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舍曼也于今年早些时候离任。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动？这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宋国友：从美国政府内部角度来看，这些人事变动较为正常。基本上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会有一些大的调整，可能是出于个人职业规划、内部政策调整等。例如，舍曼年龄较大，今年6月底将退休；罗森伯格转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华自强卸任则是出于个人原因。
我们更需研究的是原有的官员离职后，新履职的人如何看待对华关系，其主张是否会重塑美国对华政策设计。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在整个美国对华决策体制中，这些官员相当于结构性压力之下的不同单元，所以无需太过关注其职位变动，中美关系本质上还是要发挥元首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