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2026-07-06）

【对话/观察者网 王慧 文/冯雪】

在高温、不屑、愤懑、抗议、吹嘘中，美国过完了250岁生日。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美国没新事。总统还是那个总统。但，美国的盟友有“心事”：时光还能倒流吗？

“不能再指望特朗普之后，一切就回到从前，不可能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告诉观察者网，这位借助美国内部撕裂上台的民粹主义总统，反而加重了美国社会经济问题，未来会出现第三个、第四个“特朗普”。

吴心伯参加世界和平论坛 观察者网

无论是欧洲盟友，还是亚洲盟友，都无法靠着美国这棵大树继续乘凉了，因此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成了必选项。

自然，美国也要仔细掂量中国的实力。

尽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特朗普在中国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给出了比较到位的表态，但吴心伯认为，“我们不能大意，要警惕；要保持对美国的高压，经常提醒、敲打。”

与此同时，跟特朗普多回合较量，中国也更加敢亮剑、善出牌了，在打打谈谈当中，两国新的互动模式将是常态：美方一拳下来，中方肯定回击，甚至超过美方的力度。

接下来，美国中期选举、2028年总统大选，都会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考验时刻。

不管怎样，吴心伯说：“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美国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7月4日不仅是美国的“独立日”，也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看到，当下的美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撕裂与加速“向右转”。在您看来，这究竟是特朗普个人凭借民粹主义带来的“政治偶然”，会在未来几年逆转；还是说美国已进入长周期的制度性衰退，正不可逆地走向一个“内耗型帝国”的开端？

吴心伯：美国社会的撕裂，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过代表右翼的茶党运动，也出现过代表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这场金融危机把美国内部的分裂给暴露出来了。某种意义上，特朗普就是借助了社会撕裂，借助了上升的民粹主义，赢得了第一和第二任期的选举。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反过来，又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加剧了民粹主义，加剧了“内向型”的转型。所以，二者是相互作用的。

从长远看，特朗普之后，美国很难回到过去了。因为美国很多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某种意义上，可能反而被特朗普的相关政策给加重了。所以美国政治极化，社会贫富悬殊加大，民粹主义上升，以及更加“往内走”，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观察者网：所以，未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出身的总统上台，美国这种“向内看”的趋势注定是长期的？

吴心伯：是这样的。其实，紧接着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拜登时期，很多政策明显受到特朗普的影响，已经不是早先奥巴马时期或者说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了。拜登也在适应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今后的民主党政府也一样，必须去调整、适应。

观察者网：尽管美国官方大张旗鼓筹备庆典，但美国本国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最好的时光已成过去”，“美国梦”正在褪色。当一个霸权国家的内部民众对自己的制度和叙事产生严重怀疑时，这种内部“不自信”通常会如何投射到外交上？是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冒险好斗，还是更加谨慎务实？

吴心伯：这种情绪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种冲击是会有更多的呼声，希望美国减少对国际事务的介入，减少对盟友和伙伴的资源投入，减少外部消耗，更多关注国内问题。

北约秘书长吕特为讨好特朗普，叫他“爸爸” 视频截图

还有一种冲击是会让美国在对外关系上变得更加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斤斤计较，不再愿意搞多边合作、自由化，也不相信全球治理，会要求盟友伙伴更多承担责任。同时认为中国这种崛起的经济强国，占了美国便宜，甚至被看作是美国问题的来源。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言，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盟友的态度，与拜登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凡事都算经济账。您认为，这种“交易化”的同盟政策，最终的效果会是什么？是会像特朗普自己期望的那样，逼盟友“多交钱”、为美国减负“回血”；还是会适得其反，在客观上加速欧洲和亚太盟友的“战略自主”进程，反而动摇了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根基？或者说，这两件事可能同时发生，美国会短期“回血”，但长期“失血”？

吴心伯：这个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如果站在特朗普的角度算这个账，这是合算的。美国减少对盟友的投入，让他们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那么，美国可以更加关心自身利益，自己的发展，怎样让美国更加伟大。

但是，站到另一个角度看，美国这么做，虽然经济上可能有所成就，但在领导力、公信力、软实力等方面，美国可能是丢分的。真金白银赚多了，口碑却下降了。

对特朗普来讲，他要的是经济利益。他觉得，美国的问题更多是经济问题。至于当领导，不是他优先考虑的。

我们也看到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公信力，以及在盟友眼中的可靠性。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盟友，还是亚洲盟友，考虑的都是如何适应美国如此长期变化的趋势。他们得另做打算，自己找出路，不能像过去那样靠着美国老大哥了。

我跟欧洲、加拿大等前政府官员、专家、企业界交流，他们都认为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能够两次当选，说明不是偶然，美国有这样的社会土壤，意味着今后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领导人。

所以，美国在全球的传统盟友，不能再指望特朗普之后，一切就回到从前，不可能了。

观察者网：这些国家也在为“战略自主”做准备。

吴心伯：有的国家虽然不讲“战略自主”，但换了个词，叫“伙伴关系多元化”。他们过去就是在美国这棵树上吊着，好乘凉；现在这棵树，不大靠得住，因此他们要去发展广泛的伙伴关系，特别是要注重发展跟中国的关系。

观察者网：5月中美元首会晤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一个半月过去了，据您观察，双方在落实新定位上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有哪些挑战和进展？

吴心伯：总体上，这一个多月以来，中美关系还是保持了稳定的态势。双方主要着眼于如何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

比如在经贸领域，要筹建两个理事会，一个贸易理事会，一个投资理事会。

再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也明确搁置对台军售。当然他不讲停止、不讲取消，而是搁置对台军售。理由是打了伊朗以后，美军弹药不够了，得补充库存。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对我们来讲，不管理由是什么，只要不给台湾卖武器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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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特朗普也公开明确表态，不支持“台独”，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美国也不会为台湾而战。我觉得，这个立场也已经表达得很到位了。

至于其他领域，中美之间也在推进交流与合作。美国很关心芬太尼问题，双方合作得还是不错的。最近，两军也有些接触，包括海上军事安全磋商。

接下来几个月，双方之间互动会更加频繁，我们也会看到两国关系取得更多进展。

观察者网：在对台军售这个问题上，美国未来会有实质性的收敛吗？您怎么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是有不确定性。对特朗普上述表态，我们不能大意，要警惕；要保持对美国的高压，经常提醒、敲打。

前不久，王毅外长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明确告诉他，台湾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碰的。

我们要反复地、不断地提醒他们。如果发现他们有越线的行为，要及时做出反击，而且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击才行。

观察者网：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特朗普的利益天平上，台湾问题到底是他可以为了某种“大交易”而随时摆上台面进行对价的筹码，还是美国无法放弃的所谓战略底线？您认为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调整其对台政策？

吴心伯：我觉得，对特朗普本人来讲，台湾问题对美国没那么重要。他真正关心的是高端芯片制造。其他的，像台湾的地缘政治价值，或者像拜登政府口中的“台湾民主”，特朗普不care。

但是，因为中方重视台湾问题，他倾向于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筹码，通过打台湾牌，从中方这里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他有这个倾向。

只要他在台湾问题上，不要突破中方的底线，那么中美在其他领域里的合作也好、协调也好，都是可能的。

观察者网：您觉得接下来中美两国在哪些领域是可能优先推进合作的？

吴心伯：首先，还是经贸领域，毕竟这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也是两国都能从中获益的地方。包括贸易、投资，出口管控放松，比如像技术、稀土、关键矿产等等。这些是中美能够合作的最主要的领域。

另外，像美国关心的芬太尼问题，中国已经在协助处理，当然归根到底这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中国可以提供帮助。

至于外交，特朗普访华时，也着重讲了伊朗问题，因为他当时对伊朗问题很着急，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有影响力。还有俄乌问题、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中美也是可以合作的。

在安全领域，两军怎样减少误判、减少擦枪走火的风险，如何提升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等等，也是可以合作的。

中美两国在人文交流上也是有需求的。以前讲到这个话题，总是围绕中国学生到美国读书。现在有点不一样，去年美国到中国旅游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中国去美国的。美国社会也需要强力推进对中国的人文交流。

观察者网：现在，中国学生赴美学习人数由40多万降到20多万，而美国学生赴华深造就就更少了。

吴心伯：中方提出“5年5万”（指“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观察者网注），3年就实现了，潜力很大。接下来，我希望双方都能够提出积极的倡议。

对中方来讲，我们要考虑如何鼓励、吸引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而不再是现在的短期参观。奥巴马执政时期，中方为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曾经为美国学生来华学习提供过1万个奖学金名额。我在复旦大学工作，就遇到过拿奖学金的美国留学生。我们可以考虑未来继续推进类似举措。

实际上，对美方来说，不是要做什么，而是少做或者不做阻碍中美人文交流的事情。比如，限制签证，滋扰、盘查中国公民。这些都是很负面的。

观察者网：就在最近，中美又有新一轮交锋。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同日财政部宣布在政府采购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这一轮交锋，尤其是中方对美方这些企业的“精准打击”？

吴心伯：首先，尽管中美北京元首会晤达成了重要共识，但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对中国利益的挑战，实际上没有停止，仍旧在出台这样或那样的措施。

其次，中美在经贸领域的互动模式，在去年开始的打打谈谈当中，出现了新模式。

谈的时候，双方做交易，必须严格对等，我给你一分，你就得给我一分；你不要指望从我这里要占到便宜，绝对不可能。这与过去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要打，你一拳下来，我肯定回击你，力度也是对等，甚至超过你的力度。

对于中方谈判立场的调整，美方实际上已经有心理预期。美方跟中方要什么东西，得想好给中方什么东西。美方不打算给的话，那基本上拿不到想要的。

同理，美方要对中方出手，得想好了中方怎么报复，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中美现在打打谈谈是新的态势，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行为模式，以后也会是新的常态。

只有通过新的博弈方式，才能够有效维护战略稳定。如果美国单方面一味打压中国，那怎么稳定？不可能稳定。中国必须有能力回击。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国比过去更敢于亮剑，我们一出牌，就打到美国痛处。特朗普知道了中国的厉害，才要休战，要稳定。这是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在中国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我们对美国博弈的意志和能力也在上升，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结构。

观察者网：美国还是喜欢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吴心伯：肯定的。特朗普去年也讲过，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他只承认实力。

观察者网：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美国思维方式，是喜欢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而中国喜欢先解决信任问题，再谈其他。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吴心伯：中美关系很复杂，在实际过程中，两种方式可能都需要。前一种，更多是处理技术层面的问题，在有限范围内管理双边关系。后一种，则涉及处理整个中美关系的稳定。

这也与两国战略文化息息相关。

中国有大局观，先看天下大势，看对方值不值得交朋友，可不可信，再来决定生意怎么谈。美国不一样，受商业文化熏染，眼下关心的就是把这笔生意做成，然后再谈下一笔，缺乏宏大的格局和宏观的视野。

观察者网：中期选举临近，在一个“内耗型”的美国和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您对中美关系接下来一个阶段的走向有什么基本判断？在您看来，影响这一阶段中美关系走向的重点变量有哪些？

吴心伯：下一个阶段，中美关系主要变量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中期选举以后会怎么样？2028年美国政府换届以后怎么样？

其实，多年来，中国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立场、态度和政策比较一致。反倒是美国，不断变来变去，因为美国内部是多元利益结构，再加上不同思想倾向。

接下来，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能给两国关系带来更多进展、成果，进一步巩固建设性战略稳定势头。

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国内政治或大或小的变化，会影响到中美关系。但是，我觉得，从目前形势来讲，应该影响不会太大。如果特朗普整体上认为对华关系稳定，于他有利，他还是会愿意发挥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

再往下，就是2028年。到时两场选举，都很重要。2028年1月，中国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不仅影响两岸关系，还外溢到中美关系。同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候选人，都免不了要打中国牌，这就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议程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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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美国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观察者网：如果中期选举后，特朗普失掉众议院，会如何影响他的对华政策？

吴心伯：民主党归来，主要会着眼在内政上跟特朗普较量。但是，他们也会在对华问题上做文章。特朗普不是想稳定对华关系吗？那就在这方面挑战他。

比如说，如果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搞很多听证会，会恶化中美关系气氛，破坏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政治环境。民主党也会向特朗普施压，强调不能老跟中国做生意，也得关心人权、价值观。特朗普在中国施压下，搁置对台军售，民主党不会就此罢休。

如果接下来特朗普计划有限度开放中国对美投资，民主党靠着工会力量，搞保护主义，就能通过国会施压。

但是，这些小动作究竟最后有多少能够在政策层面落地，取决于特朗普，毕竟外交属于行政部门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