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知识》2026年第2期，2026-01-15）

在中国专注于对美研究和中美人文交流的学者当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是翘楚之一。

《世界知识》2015年第14期曾刊登对吴心伯教授的专访《一位“进步主义者”的中美关系观点》。吴心伯在其中介绍了当时美国国内对坚持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进行反思性辩论的情况，预言中美关系即将进入某种新环境、新常态，两国之间的战略和战术博弈将会增强。

一晃十年过去。这期间，美国逐步抛弃建设性接触的基调，把对华政策切换到战略竞争的轨道上，中美关系也因此陷入螺旋下降的趋势，两国围绕经贸、芯片、台湾等问题缠斗不休，在国际多边场合更是接近全面对抗模式。

美国单方面挑起的“战略竞争”和倒行逆施的保护主义非但没有压制住中国发展崛起的势头，反而促使中国加大自主创新、自主开放力度，也倒逼全球体系和国际循环调整。特朗普再度上台后，很快面向全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并对中国重点采取经济压制和科技封锁的手段。这一次，中国果断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很快迫使特朗普政府坐下来同中方磋商，并且谈出了积极成果。这意味着，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着某种程度的攻守易势。

正是意识到中美关系可能已经站在一道新的历史门槛上，2025年12月20日，本刊记者安刚在北京对吴心伯教授进行了十年之后的又一次专访。吴教授阐述了四方面看法：关于特朗普政府正在进行的对外战略调整，他认为“有退有进”，总体在退缩，西半球在进取，主观意图是便于今后将主要战略资源用于亚洲；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他认为战略竞争基本面仍在，但目标和手段“趋向务实”，在避免冲突、适度合作等方面向中方主张的原则靠拢，而这种转变是中方斗争出来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新转折，他认为这既体现在博弈双方主被动态势的转换上，也反映在博弈烈度的受控程度中，预示着基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长期和平共处成为现实可能；关于台湾问题，他希望美方适应海峡两岸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认真思考对台政策该作何调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

以下是这次访谈的实录：

《世界知识》：您如何判断过去十年美国全球战略发生的变化？这是一种阶段性的调整，还是更深层次、结构性的转向？

吴心伯：从较长的历史脉络来看，我的判断是，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发生的一次根本性调整，这种调整不是集中发生在某一届政府任期之内，而是一个跨政府、跨党派的逐步显现和推进过程。许多人习惯于把美国政策的变化归因到某位总统身上，比如特朗普，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特朗普当然起到很大催化作用，但并非问题的本源，本源在于美国的国内国际两个层面。

从国内层面看，美国的长期社会共识正在瓦解。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精英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念：美国应当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即便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也是值得的。这种共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支撑了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存在和政治介入。然而现在，美国国内围绕美国国际角色和责任的共识明显弱化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为什么要为远在天边的事情负担如此高昂的成本？为什么美国必须长期充当“世界警察”？这种疑问不只存在于普通民众心中，也逐渐成为政治精英层的主流情绪。

从国际层面看，美国对自身定位的理解也在变化。二战后，美国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典型的“国际主义国家”，也就是说，通过承担国际义务、保护盟友、构建并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一定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松动，而且不仅没有在其后得到认真纠正，反而被不断强化。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归因于特朗普个人，他更多是把美国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焦虑和不满情绪用更直接、更粗暴的方式表达出来。

根本上讲，美国面临着结构性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日益深重的资源错配、社会撕裂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国际力量格局的更加多元和分散，也就是美国现已认定直接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多极化趋势。冷战时期，美国只面对苏联一个对手，而现在，同时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的直接“竞争”和“挑战”，以及各种非传统和跨国性的安全威胁。方方面面的压力叠加在一起，美国越来越难维持过去那种高强度、全方位的全球战略投入，不得不调整重点、重新聚焦。

如果说冷战结束后美国曾经试图打造单极世界，那么现在，它更像是在转向“重点进攻”的思路。从特朗普首任起，美国就已经把中国锁定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想把俄罗斯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只是后来发生了乌克兰危机，分散了其精力。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进入到一种“在胜利主义和衰落焦虑之间摇摆”的状态，战略重心明显向西半球回缩，同时将毒品、非法移民、“觉醒文化”等问题视为直接威胁美国社会秩序和白人主体地位的挑战，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对来自中俄“挑战”的应对。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些问题才是美国的“真敌人”，处理不好美国“国将不国”。这些变化在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有直接体现，堪称“百年一遇”。

《世界知识》：最近不少观点认为这个报告反映出特朗普正在推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您是否认同这一判断？

吴心伯：不完全认同。更准确讲，应该是“整体收缩、局部扩张”，最终目标是重新向外发力。

收缩最明显的方向是在欧洲。通过结束俄乌冲突、推动北约“欧洲化”，美国试图减少自身为维护欧洲安全而长期承担的责任。这意味着，二战后长期以欧洲为重心的美国全球战略正在发生调整。与此同时，美国并没有在其他方向上明显后退，对西半球和“印太”反而要重点加强投入。在特朗普2.0版的国安战略中，“印太”虽然排在西半球之后，但仍是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优先区之一。不过，拜登政府的“印太”观是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而特朗普眼中的“印太”首先是经济上有利可图的方向。因此，特朗普二任的“印太”政策，核心目标并非进行意识形态或地区秩序上的塑造，而是攫取经济收益。2025年特朗普两次亚洲行，强推“以支付资金换关税减免”，从沙特、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分别获得6000亿、700亿、5500亿、3500亿美元的对美直接投资承诺，沙特王储萨勒曼11月访美时又将承诺金额提高到一万亿美元。这些承诺当然不可能全面落地，但可以给特朗普带来现实的政治利益。

当然，特朗普在“印太”主抓经济，绝不等于对安全就不管不顾了。新版国安战略报告显示，美国处理“印太”安全事务的基本逻辑是把盟伴往前顶，美国提供保护伞，但要多收费。日本财政预算已将防卫费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提高到2%。

自特朗普首任起，美国的“印太”政策便是针对中国的。新版国安战略报告虽然回避再对中国做出“首要战略竞争者”之类的定位，锋芒有所收敛，但不等于美国就已放弃对华战略竞争，反而更突出重点，更聚焦经济和科技竞争，以及军事冲突的准备工作。在美国眼中，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本质是综合国力之争，而环顾当今世界，唯一能在这方面与美国一较高下的只有中国，所以，美国对华战略的竞争基调是长期性的。

位于上海市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办公楼。

《世界知识》：“关税战”对2025年的中美关系而言是特别重大事件，不少美国学者和经济界人士感叹“中国赢了，美国输了”。您如何评价这场斗争的特殊意义？

吴心伯：我认为，以关税战为最突出表象，2025年可以被视为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一个阶段性转折点。“转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美国开始认识到对华“工具箱”的有限性。特朗普原本高度自信于关税这张牌，认为使用它足以迫使中国让步，然而一仗打下来，效果远不如预期。4月关税战持续了不到两个星期，美方就承受不住压力，主动寻求缓和。2025年6月5日我在北京参加中美高级别二轨对话第二次会议，美方代表开场就说，对中方在这轮关税战中的表现“印象深刻”。后来一些美方智库也公开承认，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展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

第二，中国对关键资源的掌控力改变了博弈态势。稀土出口管控措施的出台产生了“一招制敌”的效果。据我所知，特朗普政府并非事先没有意识到中方手中握有这张牌，但判断中方不会真下重手。长期以来，美方在经贸问题上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中国对美出口大于美国对华出口，因为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更高，在关税较量中也更脆弱。这轮博弈后，美国开始意识到，脆弱性不能仅用贸易额来衡量，而是更多取决于“不可替代性”。美国一旦在关键系统和供应链上被“卡住”，许多重要生产线就会停摆，所将面临的问题不是“增长会不会慢下来”，而是“系统会否停摆”。

如果把视野放宽，从“谈”和“打”两个层面理解中美博弈态势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两国关系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中方愿“谈”，但必须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进行，美方对此最终是接受了的。中方敢“打”，且打疼了美国，而这个国家的战略文化是做事情看效果的。过去曾有美国人对我讲，世界上唯一能让美国在动手之前三思的国家是俄罗斯。今后，美方在对中国采取不利行动前也要多考虑考虑后果了。

这一年的变化实际上还推动了美方内部重新评估对华战略目标。自特朗普首任以来，华盛顿逐渐形成一种主流判断：美国可以通过竞争和遏制放慢中国的发展速度。极端鹰派甚至认为，有可能把中国推上苏联的老路。但几年下来，美国内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是很难被“摁住”的，更不可能被击垮，美国除了与中国长期和平共处，别无选择。

如果这一判断在美国内部渐成共识，意义将非常重大。首先，美国需要接受中国持续发展并在某些领域可能超越美国的现实。其次，美国将把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尤其是军事冲突放在对华政策的更显要位置。第三，中美将会在长期和平共处的框架下，基于对现实利益的交换开展务实合作。当然，同中美关系较好时期相比，两国今后的“合作清单”肯定会短不少，但绝不是空的。

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在与美方智库的一场对话中，我问美方学者“特朗普从这场会晤中学到了什么？”对方回答，特朗普增强了与习近平主席合作处理两国关系的信心，意识到面对重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话谈判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2025年11月2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说，“与其一味打压中国，倒不如与其合作，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更大、更好、更强”。此前，他也说过“美中合作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并非外交辞令，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心之言。美国正在发生的对华观念转变印证了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新时期中美相处三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性。2026年中美元首有多次见面机会，希望双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趋稳向好。

《世界知识》：就在釜山会晤前夕，特朗普在表达对会晤的期待时使用了“G2”一词，您怎么看“G2”提法的“重出江湖”？

吴心伯：2008年前后美国战略界一些人曾提出“G2”，当时他们想要推动的是“两国集团”（Group 2），有“中美共治”之意，实际上是要中国帮助美国收拾国际金融危机烂摊子，中方反应冷淡。这一次，一些美国学者对我说，“G2”是特朗普为吸引眼球使用的媒体语言，代表着“两个伟大国家”（Great 2）之意，没有特殊政策含义，不必过度解读。不过，在全球事务中，国家体量越大，肩头责任越重，这是客观事实。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彼此不合作，许多全球性问题将是无解的，至少是难以管理的。在新时期，中美关系调整需要避免掉入“世界权力重新分配”的叙事框架，但不能回避须着眼全球共同利益保持协调合作的大国责任。

《世界知识》：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曾在上海图书馆举办座谈会。您当时作为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就台湾问题向他发问。克林顿在回答您的提问时，首次阐明了美国政府的“三不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时隔27年，如果您有机会再次向美国总统当面提问，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吴心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始终绕不过去的坎。当年我向美国领导人提出台湾问题，是因为当时“台独”活动十分猖獗，中国面临极严峻挑战。今天，台湾问题基本态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美国必须直面一个现实：它所长期认定的“理想现状”，即两岸不统一、台湾不“独立”，日益难以维持。从近期美方一些表态和研究报告看，其内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一些智库也开始认真研究美国是否真有能力阻止中国统一。特朗普本人则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台湾距离中国大陆非常近，离美国本土却很远。此话传递出的核心信号十分清楚：美国因台湾问题而与中国生战，既不现实，也不划算。从此意义上讲，美国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阻挡中国实现统一，而是如何在这一进程中确保自身合理利益关切得到照顾。

从政策实践看，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威慑方式，与拜登政府存在明显差异。拜登政府采取的是“积极威慑”，通过强化美国在本地区军事存在和拉拢盟友、助台提升军力，公开表态要“保卫台湾”，以及对中国持续施压等，形成咄咄逼人的架势。特朗普采取的更像是“消极威慑”，维持对华军事威慑态势，但注重避险，不愿为台湾承担明确、可兑现的军事义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现实意涵更加清晰。

所以，如果我有机会再次当面向美国总统提问，还会提及台湾问题，并且会这样问：“面对中国统一进程已经展开的现实，美国应当如何调整其对台政策？”这不是一个情绪性的问题，而是美方必须直面的战略性问题，因为美国长期从中获益的对台政策框架正在失去现实基础。

《世界知识》：2025年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中心请了不少前辈和同侪撰写回忆文章，可以从中看到力透纸背的“初心”二字。那么请问，您投入对美研究的初心是什么？在这个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世界都急速变化的时代，这份初心守得住吗？另外，能否请您通过《世界知识》这个平台对从事对美研究的“后来人”发出寄语？

吴心伯：那些文章已经集结成册出版了，书名就叫《四秩风华 初心如磐》。我们这代人从事对美研究的初心并不复杂：一是学习美国经验，二是服务中美关系。1984年4月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并发表演讲，接待工作结束后学校内部形成共识，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缺乏了解，必须系统性地培养研究美国的学者，这便是复旦美研中心成立的初衷。

我是1992年到美研中心工作的，当时中美关系一波三折、麻烦不断，因此我们更多关注如何重建互信、恢复合作。再往后，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强调竞争，中美关系持续下行，我们的研究重点也转向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遏制与打压，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无论侧重点如何变，初心没有变，研究美国、研究中美关系始终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即便在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不仅要看它还有什么优势，也要看它有哪些失误和问题值得镜鉴。

如果要我对从事对美研究的年轻人说几句话，至少有两点：第一，要研究真问题，多做有价值的研究。对美研究既是学术研究，也是应用研究，不能与现实政策环境脱节。第二，要有吃苦精神。今天获取信息的手段比过去便利得多，但不能替代实地调研。20世纪90年代我到美国访学，经常自己花钱坐长途巴士和火车在不同城市之间奔波，与各界人士交流，虽然辛苦，但每次都有收获。中美关系再紧张，也不能切断人文交流。如果老一代的联系淡出，新的纽带建不起来，中美关系的弹性会明显下降，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