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11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访问亚洲期间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以来，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进入实施的第五个年头，而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题为《准备工作、伙伴关系和促进地区网络化》的“印太战略框架文件”、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又是其中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该如何判断这一区域战略的目标、性质？如何评估其进展和趋势？中国又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方略？本刊特邀几位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圆桌讨论，本期“封面话题”将有关精彩发言摘编出来，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编者手记

嘉 宾：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导

刘琳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家安全所研究员

张洁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樊吉社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 持 人：

安刚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2023年4月4日，韩国、美国、日本三国在韩国济州南部公海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从单边区域军事安全战略升级为宽领域盟伴合作战略

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导）：如果从2017年11月特朗普作为总统访问亚洲期间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算起，2023年是美国“印太战略”实施的第五个年头，这一战略在不同维度上取得一定进展。军事安全维度显然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主要施力领域，由于美国军事政策具有高度延续性，进展也最为明显，“一体化威慑”战略无论是在单边部署调整还是双边同盟强化和小多边盟伴网络构建方面，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经济上，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起初给人一种虚张声势的印象，但时隔一年半再去看，通过“照着菜谱点餐”的合作模式，还是与盟友伙伴达成了一些实质性安排的，比如建立“印太供应链监测机制”。正如2023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所说，美国要按照“新华盛顿共识”的总体思路调整国际经贸政策，IPEF正是具体支撑，旨在为美国反制所谓“经济胁迫”、维护供应链韧性提供关键平台，也反映了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经济安全”方面的利益交集。已经参与IPEF的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等东盟七国也希望从美国主导的供应链重塑过程中获益，马来西亚就已得到英特尔投入70多亿美元建芯片封装厂的承诺，越南更是在承接苹果公司等许多美国企业的供应链转移。美国的体制并不支持从政府渠道对外大量投放资金，但在动员私营资本助力国家战略方面却有一套，所以我们不能低估IPEF在落地过程中的实质性和灵活性。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但更进行了升级，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除了领域更加全面，增加了经济、社会、价值观层面的盟友合作内容外，还特别重视小多边机制的构建。我们看到，随着2023年8月美日韩戴维营峰会的举行，三国安全、经济和科技合作的紧密度得到提升，虽然最后到底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但彼此共同战略利益增加是不言而喻的，东北亚“南三角”阵营化态势非常明显。其他小多边机制也有所充实，包括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日本有可能加入）、美日菲和美澳菲三边合作机制，等等。拜登政府通过渲染乌克兰危机以及所谓的台海冲突风险，加剧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诱使它们实质性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针对中国、朝鲜、俄罗斯等国的战略围堵，并将其与美国的双边、小多边合作机制网络化，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协作平台。

刘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家安全所研究员）：2022年2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强调美国是“印太大国”，“印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在“印太”地区不仅拥有广泛的商业利益，更有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及防止“旗鼓相当的竞争者”出现的战略利益。报告声称，“印太地区正面临日益增长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正在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在印太地区谋求势力范围，并寻求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由此可见，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目标与特朗普政府并无本质不同，都是要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阻止中国对美国的地区霸权构成“挑战”。

但与特朗普时期由美国国防部出面发布军事安全色彩浓厚的“印太战略”不同，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是宽领域、全方位的，尤其注重补齐经济短板，明确提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五大战略目标是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建立广泛的区域内外联系、推动区域繁荣、提升“印太”安全，以及构建应对21世纪“跨国威胁”的区域韧性，还列出为推进这些战略目标，在未来一两年所要采取的十大“行动方案”。另外，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印太战略”是单边主义的，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则更注重与盟伴协调利益、共同推进。

张洁（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拜登上台时，对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了调整，扩大了实施领域，在升级、强化军事安全部署的同时，也重点经营美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等方面的内容。然而今年以来，也许是美国自身能力有限，也许是受乌克兰危机羁绊，美国“印太战略”虽然正在经济轨道和供应链重组方面逐项落实具体议程，但战略重点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推进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对盟伴体系的构建开始由“全局拓展”转入“重点深耕”，这就好比“圈地运动”，围绕不同的任务重点划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圈”，进行不同的组合，目的是扩大美国主导的区域安全网络的广泛性和功能性。在此方面，最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作用的变化。菲律宾自身防务能力较弱，所以美国在自己就南海问题挺身上阵的同时，还积极协调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向菲提供装备、情报和道义上的支持，并与菲举行各种各样的双边、小多边联合军演，使得菲律宾成为美国正在加紧调整的区域盟伴网络的一个重要支点。

左图：2021年1月5日，特朗普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签字解密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文件全文。右图：2022年2月11月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

针对中国的“一体化威慑”概念落地

刘琳：审视美国“印太战略”的军事安全内容，应抓住“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这个关键表述。这一概念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2021年就职后提出的，体现了美国军事威慑思想的延伸，此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布局和行动基本上围绕其展开。过去美国的军事威慑包括常规威慑和核威慑，现在强调“一体化威慑”，显示美国意识到原有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手段已不足以应对中国崛起，要综合运用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充分调动自身和盟友伙伴的力量，来进行威慑。

在“一体化威慑”大概念下，美国过去一年多来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加大自身军事投入，不断提升美军作战能力，特别是在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人工智能装备、隐形技术等颠覆性技术方面，以维持美国在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就像2023年9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在五角大楼发表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要“始终对中国保持领先”。二是美军高层与“印太”盟伴国家密集互动，防长奥斯汀自从上任以来已八次到访“印太”地区。三是针对与中国的潜在冲突打造更为分散、机动、弹性和致命性的兵力态势。美军认定未来与中国军事冲突的爆发点主要是在海上，因而对美军作战的机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美军认为，中方现有武器系统已经具备打到“第一岛链”之外甚至突破“第二岛链”的能力，所以也要加强关岛、帕劳等靠近“第二岛链”基地的部署。美军还提出“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并在其指导下又获得了菲律宾四个基地的使用权，并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获得港口和机场准入权，其在西太地区的基地布局更加机动和分散。四是更加重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协同配合，推动美国与盟友国家在军事上更大程度的一体化，通过联合演习、联合巡航、情报共享等提升所谓“互操作性”，构建更强有力的联盟网络。所以我们看到，美军向盟友提供军事、海警装备，着力加强盟友的海上态势感知能力，联合军事演习科目设置也更加复杂，2023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就不仅继上年之后再度投入“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等装备，作战一体化程度得到提升，而且新增网络防御和海上实弹演练，演习地域靠近南海、台海等热点地区，实战性、针对性越来越强。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日本东京举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QUAD）峰会。

李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针对台湾问题备战，但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台湾问题都不是美国军事战略的焦点，不能带动全方位的资源配置。美国转而奉行大国竞争战略，需要明确的点、线、面驱动。在对华军事威慑中，“印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已经成为美军海外首要战区，此即“面”。“第一岛链”则是更加关键的“线”。紧迫感和力量配置，以及真正意义的战备，最终需要靠“点”来牵引，台海就是那个“点”，“焦点”的“点”。

美军强调在台海实施“威慑”，容易产生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脱节。一是威慑理论受到美苏冷战经验的塑造。美苏双方当年在欧洲的地缘战略利益较为“对称”，而中美在台海的利益显然高度不对称。二是“一体化威慑”在概念上面面俱到，用外交、经济、传播等工具加持军事威慑，似乎“与时俱进”，但在具体情境下，尤其是在战与和的重大抉择关头，外交、经济等手段的有效性很难确定，不仅取决于美国自己的战略选择，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实际配合力度。

在军事意义上，美国的威慑战略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加强己方和主要盟友的军事力量现代化，形成更大优势。第二个是根据战略、应急计划、作战理论等配置军事资源，例如加强两个岛链之间的联动，加强分散配置和纵深配置，使之能够应对各种情况。第三个是台海方向特有的，即，根据美国的需要，强化台湾拒统的决心和能力。

备战不等于求战，从特朗普政府后期到2023年9月一直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米利将军不断强调避免大国冲突的重要性，在退休前接受采访时主动澄清舆论对所谓“2027年关键时间节点”的误读（指美国媒体和战略界一些人渲染中国大陆有在2027年武统台湾的时间表）。美国的备战不管进行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在亚太复制30年前中东海湾战争的模式，即美国动员广泛的国际支持，依靠压倒性技术和规模优势，速战速决。近年美国智库进行了很多次“台海冲突”兵棋推演，几乎无一例外推演出美军将会在开战后不久陷入僵局。

张洁：美国推进与盟友伙伴的海上军事安全合作，花样繁多，尤其在两方面进展非常快：一是海域态势感知合作，不仅在同域内国家开展，还要把欧盟国家拉进来，并且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与民间共同主导，从而建立针对中国、多种力量和业态共同参与的开放型海上态势感知系统。二是以合作打击“非法、未报告、不受监管”的“三非”捕捞活动为名，填补“灰色地带”，美国不仅提供装备、信息、经验，还直接出人，派海岸警卫队人员参与同部分东盟国家的海上执法合作，手伸得很长。

至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首要海上安全关切到底是什么？台湾问题还是南海问题？我个人观察到，去年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但今年南海问题又重新升温，至少可以认为，两大问题的相互联动性是很强的，矛盾一旦激化又牵扯到东海和钓鱼岛问题，甚至会和朝鲜半岛局势搅在一起。这表明，美国“印太战略”在做统筹安排，全方位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去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特别是在美国国会时任众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窜访台湾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国际上极力渲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论调，把两个本无可比性的问题扯到一起大加炒作，企图增加地区国家的危机感，促使它们更加紧密、主动地配合美国“印太战略”调整，激发新一轮区域军备竞赛，整体增加中国的周边海上安全压力。

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13国成为初始成员。

“印太经济框架”不可能将中国从区域供应链中剥离

张洁：“印太经济框架”（IPEF）提出已有一年半了，14个国家正式加入，2023年5月在美国底特律召开了部长级会议，达成加强芯片、关键矿物等基本材料供应链的协议。这个协议的目的是减轻有关国家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反映出拜登政府倡导IPEF的真实意图之所在。但是，IPEF合作究竟能推进到何种程度，能否满足美国把中国从自己的供应链中剥离出去的需要，美国恐难完全遂愿，其效果取决于IPEF的自身整体进展，也取决于中国在区域经济和产业链运作当中的韧性到底有多强。在此方面，中国要有信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最近对IPEF做了一个初步评估，称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对IPEF作为区域合作新平台的出现总体持欢迎态度，认为加入IPEF有助于本国促进就业、引进技术，助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与东盟在2019年发布的《东盟印太展望》目标总体相契合。但是，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怎么拉东盟，东盟国家从切身利益出发，对区域价值链重构有两大基本要求：一是尽量缩短供应链长度而不是把它拉长到需要“跨太平洋”；二是实现数字化，与数字经济的大趋势完美整合。而在这两方面，中国有着地缘和技术优势，将继续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生产和市场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

再具体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结构，尽管美西方舆论在不断唱衰双方合作，炒作供应链“逃离”中国转向东南亚的信息，但实际情况恐怕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好。比如，中国产新能源汽车在东南亚市场上的占比就已达到70%左右。而近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及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的落地，为双方经济关系和区域产业链保持高度粘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不能否认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供应链的某些具体环节上存在竞争关系，但也要看到，东盟内部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差异是很大的，中国仍有较大空间与之保持梯次互补关系。

樊吉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IPEF是美国发起的一个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没有一个具体的框架协议要求成员国签署，想加入就加入，如果不想全面参与，美方列出了四个“关键支柱”，即，“互联互通的经济（贸易）”“有韧性的经济（供应链）”“清洁的经济（清洁能源）”以及“公平的经济（反腐败）”，成员国想侧重参加哪个领域的合作就可侧重参加哪个领域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目前进展最多最实的还是第二根支柱“有韧性的经济（供应链）”。

美方对IPEF的设计反映了其“印太战略”的整体风格：强调规则，但架构松散，方式灵活，不受制于特别清晰的法律文件或条约协议约束，更多是根据不同的议题形成不同的任务组合。这种风格与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军事集团或同盟条约是很不一样的，更像是一种“志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参与方无须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而是在某项或某些拥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下开展合作、各取所需。这表明，美国在过去十多年中对国际形势变化有着自己的评估，已经意识到基于共同价值观的阵营化安排很难在亚洲再出现，绝大多数地区力量也很难在中美两个全球大国之间完全舍此就彼，因而选取了一种相对灵活务实的地区战略模式。

2023年7月19日，美军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首次到访韩国，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釜山港海军基地登上该潜艇并发表讲话。

历史发展的脉络，战略调整的延伸

樊吉社：把美国“印太战略”放到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观察，可以看出其缘起和演进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而是有着更长的历史纵深。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其本土以西推行的是“亚太安全战略”，这套战略对东亚、东北亚关注度高，对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方向关注度小，对太平洋岛国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几年，因聚焦重塑欧洲、中东和忙于反恐等，美国的安全影响力甚至一度“撤离东南亚”。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意识到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世界经济重心加速向亚太转移，美国需要“重返亚太”，这个“重返”在当时更多是指“重返”东南亚，弥补对这一重要方向的长期忽略。奥巴马政府后来将“重返亚太”调整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美国战略重心加速向亚太转移，其内容则更多是军事和安全意义上的“再平衡”，更加聚焦“第一岛链”以西或者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态势。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废弃“亚太再平衡”，提出“印太”概念。“印太”作为新的地缘战略概念，最初是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6年提出的，后来在印度、欧洲战略界传播开来，特朗普上台后直接拿去当战略概念使用了。2017年11月特朗普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正式提出要构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当时他借此概念更多强调区域经贸规则问题。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印太”概念正式写入其中，具体指从印度次大陆西岸到美国西海岸的广阔地理范围，基本上涵盖了印度洋、太平洋的所有水域。2019年6月，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框架”文件，该文件在2021年1月5日特朗普离任前夕由白宫决定解密。2022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强调美国要聚焦“印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从东北亚、东南亚到南亚和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大洋洲，实现“全覆盖”，而且做了具体的条块划分，明确了对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国家的政策目标和行动计划。

“印太战略”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打通美国所有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也好，国防战略也好，地区战略也好——的“连接器”。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印太战略”虽然并不等同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但与后者有众多交集，拜登执政后美国各项涉外政策的出台都直接或间接与“印太”有关，甚至从属或服务于“印太战略”。这就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美国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目前拜登政府的作法令人联想起奥巴马政府当年对美国地区角色的界定——“幕后领导作用”（leading from behind），也即，做大做强盟友伙伴及其合作网络，让它们打先锋，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提供支持和帮助。美国似乎要做一个新型的离岸平衡手，目的是要在中国周边营造一种约束性的环境氛围。拜登政府在其“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事实上中国也不是美国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拜登政府转而强调要“形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shap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around China），“印太战略”体现了美国战略思维的转变：不与中国正面冲突，重点打“外线”，让中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处处受到掣肘。

李晨：冷战时期，欧洲是美国对苏竞争的“首要战区”。虽然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当时欧洲和中东仍是美国的“首要战区”。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印太战略”最终确认了“印太”地区（以亚太为主）是美国新一轮全球大国竞争战略的“首要战区”。这表明，美国愿在亚太地区有长期的投入和动员，为此可以付出巨大代价，甚至承担危机和冲突的风险。

美国在“首要战区”内部的目标和手段都是复合型的，也受多重因素影响，不断动态调整，无法通过战略规划和构想文件定型。在冷战生成的最初三年内，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发生过两次重大调整。同一时期的美国对欧洲战略，也由“杜鲁门主义”有限动员和有限介入，“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社会问题做出强有力反应，最终发展到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盟友正式承担安全义务。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北约才确定要对苏实施“前沿防御”，并将整个西德纳入北约防御范围之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和北约认定其常规军事力量能够有效抗衡苏联。冷战缓和阶段美苏双方在欧洲互谅互让，共同承认新的安全秩序，也非冷战初期的决策者们可以想象。现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从特朗普到拜登，确实在“小步快走”：特朗普政府明确大国竞争的战略导向，拜登政府根据“21世纪的战略环境特点”对这一导向进行优化，借助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冲击推进对主要盟友伙伴的动员。然而，把一种长期战略构想付诸现实，往往需要以十年甚至数十年为基本时间单位。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规划就以30年为期。当前设定的目标能否实现，眼下的有利态势能否长期维持，都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美国与其核心盟友伙伴一道说了算的。

2023年8月1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出席印度独立日活动。

印度的作用很关键

樊吉社：观察美国的“印太战略”，要“印”和“太”兼而统之地看，不能只顾了“太”而忽略了“印”。在美国的主观意愿里，是要把印度纳入遏华战略的，让其充分参与，这是美国“印太战略”跨越广阔地理范围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看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辖区”最东到了美国西海岸，最西到了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群岛，加之美国也在积极拉拢中亚国家和蒙古国，其“形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意图就跃然纸上了。为此，美国一方面大肆吹捧印度，夸大其发展潜力，给印度贴上“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未来新兴发展中国家枢纽”“全球南方领导者”标签，一则争取印度合作，二则引导其同中国自主竞争；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供应链迁移、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和关键技术，支持印度构建从东南亚经南亚到中东的“经济走廊”，尽量配合、满足印度的战略需求，使得印度更加具备相对于中国的参照意义。但是，印度和美国毕竟国情不同，战略目标和重心也不完全一致。印度更多还是希望发展自强，有自己的盘算，而不是被某国当作针对另一国的工具。所以，美印的相互借重和合作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恐怕也是有天花板的。

林民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印太”这个概念，具有地理和地缘政治双重意义，印度战略界早有讨论。莫迪在其第一个总理任期内，专注于国内改革和控局，对外交往相对平衡，但2019年其第二任期开始后，看到全球大国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就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内依托执政的印人党及自己的“后援团”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对外则更加亲美，开始积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2023年6月莫迪对美国的访问显著促进了美印防务合作，是个标志性的事件。2024年的印度“共和国日”将邀请拜登当“主宾”，此前2015年印度曾邀请奥巴马当“主宾”。

印度与美国的“防务互通”“情报联通”已经达到相当程度。根据2023年6月莫迪访美期间及其后印美签署的一系列防务合作协议，美国将与印度合作生产战斗机使用的发动机，印度大量购买“死神”无人机，增强情报搜集能力；印度向美军开放三个军事基地用于舰艇补给和维修，另两个QUAD成员日本、澳大利亚也可共同使用；美印成立“防卫加速生态体系”，促进国防科技联合创新。印度甚至向美军开放了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上的军事后勤补给设施。作为回报，印度海军可以进入美军迭戈加西亚基地与美方开展共同训练。从这些互惠安排看，印度现在基本享有了美国盟友才能享有的安全防务便利。我认为这不是短期策略性变化，而是战略性变化。

那么，美国对印度的战略诉求到底是什么呢？近年，美国为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加速从中东战略撤退，减少对中东地区安全的承诺。但美国不希望把“真空”留给伊斯兰势力和俄罗斯、中国，有意扶植印度成为南亚和印度洋甚至中东板块的“首要力量”，发挥“区域支柱”作用。

美国现如今对印度的战略意图和角色认知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美国对迭戈加西亚基地的租借将于2036年到期，十多年前曾在印度洋上积极寻找替代基地，为此找过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但这些国家试图与美国搞防务合作的苗头都被印度压了下去，当时美国是把印度当作“有地区霸主野心的国家”来看待的。现在美国已经不再这么看印度了，也放弃了在印度洋上建立替代基地的想法，转而着力经营与印度共同对付中国的战略，本质上是想拉上印度，增加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消耗。过去美国也是不喜欢莫迪的，曾经因人权与宗教问题禁止莫迪入境美国，现在则把他捧为座上宾，还两次安排他访美期间到国会演讲。对于印度安全部门近期越境在加拿大杀害一名锡克教宗教领袖这件事也是试图装聋作哑敷衍处理，完全是在搞“双重标准”。美国对印度的战略诉求与莫迪政府的右翼化趋势和把印度发展成为全球大国的雄心相吻合，双方的战略合流自然就会发生。

当然，印度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是有天花板的，印度对美国仍有较强戒备心理，还没有成为同盟。比如在美日印澳四国的联合演习中，印度海军的电子通讯信号不与美日澳相联通，陆军的演习规模也控制在较小范围内，空军演习更谈不上具有“互操作性”。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或多或少还在顾忌中、俄的反应，同时也要给自己留下灵活空间。印俄之间有长期的武器贸易关系，俄方向印度提供装备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印度的武器装备不得与美国互通。

中国的周边政策弘扬亲诚惠容理念，走长期睦邻友好、共同安全与发展繁荣之路，与美国制造对立、分裂与隔绝的“印太战略”形成鲜明对照。图为2023年7月4日，中国—东盟新兴产业论坛在深圳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洪发表视频致辞。

显著增加中国周边战略安全压力

刘琳：美国的“印太战略”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周边军事安全环境。它显著提升了印度和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目的在于呼应、配合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和军事布局，与日、澳组成一个庞大的“菱形”，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

美国在南海拉着自己的盟友搞联合巡航，与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南海周边国家加强军事关系，势必影响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并且在本地区营造出一种紧张对抗的氛围。2023年以来美国花了很大力气拉拢菲律宾，要把它重新变成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桥头堡”，为此甚至不惜在中菲仁爱礁、黄岩岛摩擦中直接跳上前台，为菲方与中方激烈对抗保驾护航。我们在处理与周邻国家的领土海洋争端时，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又要考虑周边大局稳定，所面临的复杂性较前增多。而在作战行动层面，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意在防御、抵消中国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增长，进而寻机对我们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行动实施反制，包括深入到我们的“内线”来进行打击。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同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应对朝鲜半岛、南海、东海局势。但围绕不同方向的部署是彼此联系和相互支撑的。美国2023年初在菲律宾新获得四个军事基地准入权，其中三个基地位于菲律宾北部，显然是同时着眼台海和南海局势的。

赵明昊：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被设计来服务于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的，既搞“当面围堵”，又开展“平行竞争”。“当面围堵”主要是军事安全上的，要把中国封在“第一岛链”之内，同时也在积极修补“第二岛链”上的薄弱环节。比如在南太平洋地区，为了对冲中国影响力的增长，特别是阻止中国参与地区安全事务，拜登政府已经召开了两届美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在一些太平洋岛国重开或新设大使馆，任命美国首位驻太平洋岛国论坛特使，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马绍尔群岛续签准同盟性质的《自由联系国协议》，同密克罗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分别签署旨在推动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岛国合作的《随船观察员协议》，并且发起“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充实对南太的经济投入。

“平行竞争”主要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美国发起的IPEF着眼于加强与中国的地缘经济竞争，但美国自身的政策延续性和投入受到质疑。美国宣称，将会更多调动私营企业及盟友伙伴的力量，以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价值取向的方式，促进“清洁、公平、韧性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对“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行优化，进一步突出自身优势，探索高质量合作发展之道。不管怎样，冷战式的结构性压力正在本地区生成，很多地区国家都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队压力。美日韩首脑戴维营峰会标志着东北亚地区“南三角”加紧形成，俄罗斯、朝鲜则在相互加速靠拢，同时积极寻求加强同中国的安全合作。如果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美日韩“南三角”与中俄朝“北三角”相对抗的局面，是否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发人深思。

李晨：美国的“印太战略”已持续实施近两届政府，在东北亚安全态势中引发联动。一是伤及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和平繁荣的经济基础。一方面，美国为了优化对华竞争战略，需要日本、韩国等主要地区盟友通过调整对华经济和科技关系来加以配合。另一方面，在美国压力和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这些国家对美国做出响应，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和对俄罗斯的制裁。经济和社会纽带削弱，本地区本已十分复杂的安全挑战变得更加突出。二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使东北亚不同安全问题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联动。美国和传统盟友在双边、多边合作上都在突破长期形成的地理范围限制：美韩同盟走出朝鲜半岛，美日同盟涵盖整个“第一岛链”，美日韩三边合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同时，被美国视为对手的一些东北亚国家也意识到，美国的竞争战略有轻重缓急之分。朝鲜不再寄希望于外交突破，加速包括核导在内的军备发展，俄罗斯也需要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各个方向上分散美国的精力。三是军备竞赛全方位升级。与盟友在军事上重新分工，是美国落实“印太战略”的重要手段。美国首先需要依托东北亚盟友，部署新一代陆基、海基核空基远程打击武器和新型作战力量，还需要主要盟友具备在危机和高烈度冲突等条件下与美军并肩作战的能力，为此向盟友分享和大规模出售新的技术和装备。对乌克兰危机经验教训的总结和讨论也推动了军备竞赛的升级。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也认为，在美国的支持下，中等国家拥有通过军事现代化，依托新技术和非对称能力，与其他大国相抗衡的选项。

把握美国“印太战略”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影响，还要注意两个“长时段”的区分。一是这一战略从发端到今天，通过规划、实施和优化调整，不断适应战略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施加影响，如各方对中国的聚焦、军力的投入和发展、不同热点的联动，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二是这一战略面临诸多长时段的制约因素。以“阵营化”彻底孤立中国的举措，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地区国家对于经济发展和整合的强烈需求所抵消。用军备竞赛来获取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也面临很多国家在经济、社会、科技等不同领域发展水平变化的制约。

中国应对的战略定力与战略创新

赵明昊：首先，从应对角度来讲，最关键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中国经济发展得好，可以为促进周边繁荣提供更多动力。中国需要更好地发挥供应链枢纽作用，继续充当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保持强大的经济吸引力，用实际表现证明美国一些人士热议的“中国崛起见顶论”站不住脚。美国难以强迫地区其他国家改变发展议程、放弃发展机会的，所谓“形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尚缺乏有力的经济抓手。

其次，努力避免别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多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促进区域合作的实事。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需要更清晰地阐明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具体支撑机制，可以先做出个“亚太版”来，也就是“三大倡议”优先在亚太地区落地的路线图。

再者，坚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不要让中美关系因素彻底主导我国周边外交布局。美国的“印太战略”聚焦中国，中国的亚太战略则不应被美国牵着走。中国要促进亚太和周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等、合作的区域架构，要看到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优势，用实际举措实现对零和博弈、集团政治的超越。我们要积极主动塑造地区形态，避免冷战化、阵营化。当然，中美之间也需要保持沟通。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已经恢复，有必要以此为基础平台，逐步围绕地区具体问题开展实质性的讨论，想办法管控好分歧。长远来看，在新形势下恢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并非外交辞令，这不仅符合地区国家的普遍期待，也能够为我国更好地经营周边外交发挥积极作用，减少一些地区国家利用中美对抗为自身谋利的空间。

刘琳：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中美摩擦风险在上升，而且一些风险是直接牵涉第三方的，比如中菲在南海仁爱礁海域的对峙，如果美国介入并引发擦枪走火，就会演变成中美对撞。所以，中美还是要就西太海上安全等问题保留沟通管道，充分利用和完善现有危机管控机制或建立一些新的机制，管控分歧和可能的危机。作战层面，要适应新的变化，强化底线思维，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各种可能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丰富我们的反制工具箱。

张洁：对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优势要有信心，做好自己的事，这应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和“印太”围堵压力之首要。比如在经济方面，中国要想方设法保持自己的供应链韧性，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形成更加牢固的制造业互补共赢格局，各自占有错位优势，美国将中国从区域供应链上剥离出去的图谋就不会得逞。第二，中国有必要形成自己更为清晰、明确的地区战略，包括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优先践行“三大倡议”，等等。三是多开“绿灯”，全力以赴尽快恢复与周邻国家的旅游、青年、人文交流，做好“民心相通”，夯实亚太和周边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

樊吉社：稳定中美关系并推动其健康发展，围绕关乎全人类福祉的问题开展合作，避免陷入“新冷战”漩涡，从而导致地区撕裂和全球阵营对立，符合中美两国、地区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还是要践行中美元首会晤“巴厘岛共识”和“旧金山愿景”，积极对话沟通，推动美方与我们相向而行，把拜登总统做出的“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等郑重承诺落到实处。

在美国“印太战略”加紧实施、中美战略博弈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广大第三方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要更加重视对周边、特别是对东南亚方向的外交工作，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用事实证明中国的强大能给邻里相亲、朋友伙伴带来更加普遍、包容的发展和安全。

林民旺：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已经逐渐拓展到全球。我们应本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思想，掌握主动，积极拓展战略上的“中间地带”，这包括主动加强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印度洋岛国、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工作，更要拓展同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关系。沙特、伊朗、印度尼西亚、埃及、土耳其、阿根廷、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不仅在各自所在地区内具有很强影响力，而且外交上都坚持战略自主，我们必须同它们不断加强外交互动，不断扩大自己的战略主动性。

李晨：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为我们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基础。军事手段是保底的，保底之后，还是要以多种手段和资源回应各方的长期诉求，抓住共同长远利益。美国“印太战略”的成效，主要依靠第三方来传导和检验。假以时日，很多因素，尤其是第三方因素的作用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还应通过不断向周边国家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给亚太秩序注入正能量，帮助大家抵消“阵营化”的恐惧或诱惑。总之，我们一切应对的关键，是坚持长期视角，保持战略定力，顺应时代潮流。

· END ·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