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王义桅 博士

伊拉克战争已基本结束，许多现象耐人寻味。战前的大国较量比战争进程似乎更精彩，美英媒体与伊拉克新闻部的对台戏比双方的军事较量也更引人注目，其戏剧性的结局和团团迷雾更是给我们展示了种种悖论：

【悖论一】新战争观：文明与野蛮的逻辑

非常有趣的是，伊拉克战争是由战败方——萨达姆政权驻联合国大使杜里宣布结束的，在4月9日美英联军攻陷巴格达、推翻萨达姆铜像后不久，杜里称“Game is over”（“游戏已经结束”），接着美国以扑克牌的形式公布要追捕的55名前伊拉克高官名单。这就深刻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也就是欧洲人批评美国的——美国人把战争视为游戏，把游戏视为战争，在所谓非接触、精确制导的军事打击看上去更是这样。因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萨达姆政权戏剧性崩溃，本应由传统巷战揭示的战争规律被超越。舆论纷纷猜测，里面一定有交易。这更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场战争已成为超级大国的政治游戏。在胜利方——美国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切尼语），总体上可以归为“零伤亡的战争”，已经超越了历史上攻城略池、尸横遍野的野蛮征服，是“文明之战”。

而在失败方看来，除了屠杀的武器日益精致因而一定程度上能够区分武装人员与平民外，就其推翻一个政权、攻下城市与国家，推行强者理念与意识形态而言，跟历史上的殖民战争没有什么区别——从性质上讲，野蛮是不分先后和轻重的。

“文明战争”的又一涵义是赢得战争的不仅是飞机导弹，也是糖衣炮弹；攻坚战与攻心术并举，战争与媒体表现交相辉映，“震慑”战略大放异彩。美国向来是以所谓的“解放者”自居：第一次海湾战争是解放科威特，现在又是解放伊拉克，就是不解放自己，放弃霸权念头和强权心理。冷战时期有个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如今又有个民主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只是中东改造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式的民主观其实是美国的秩序，但包装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共同目标，是典型的话语霸权；而由于冷战后美国军事行动屡试不爽，美国更是在神话自己。

新的战争逻辑给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联合国带来了直接挑战。

【悖论二】单极时代的联合国：不情愿的帮凶

联合国本应以维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己任，但结果却是维护大国所希望的和平，成为针对小国的战争帮凶。英国《今日世界》月刊最近一期就曾刊文批评道，联合国早在伊战之前就曾违背《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第一款“主权原则”和第七款“不干涉内政原则”：冷战后的历次战争都表明，联合国安理会每次都面临是否授权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授予了这一权力。在海地和塞拉利昂，安理会甚至两次授权或批准政权更迭。这表明，对于国家主权的某些限制措施甚至能够先于其他举措被接受。

这就产生了联合国反对联合国的奇怪现象：安理会宣布了明确的政策目标，却没有明确授权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目标。去年11月8日通过的安理会1441号决议警告伊拉克如不配合核查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可以说就已经裁决了萨达姆政权的命运；但联合国没有授权对伊动武，不情愿成为反对自己原则的帮凶。

在推崇实用主义的大国看来，联合国难以超越其工具效应：超级大国把联合国作为确立领导地位、其他大国把安理会作为维护大国形象的舞台，而在小国看来，联合国安理会往往成为多数暴政的象征。伊战后，只能由战胜国界定联合国类似居民委员会的维和、重建等尴尬角色，不能不说是这一全球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国际组织的悲哀。

【悖论三】在合法与非法之间（超越正义与非正义）

伊拉克战争是在国际法“灰色地带”进行的战争。这就是其目标合法，也有法可依（1441号等决议就是美国对伊动武的合法依据）；但程序不合法，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因此，美国民众侧重于前者，致使布什政府在国内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70％以上）；而国际社会强调后者，导致世界上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

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他国动武并非头一遭，但每次还是具备一定程度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借口（人道主义、“反恐”等）；缺乏明显的借口，即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不可能为所欲为。由于国际法的滞后性，美国的战争借口常常超越正义和非正义，使强者的意志得到包装。

联合国和国际法代表了人类的普遍意志，但是这种意志的执行却在根本上受到大国关系的制约；其遭遇更一般地说是国际社会处于无序和有序之间这一总体态势的鲜明写照。

【悖论四】国际社会：在无序与有序之间

伊拉克战争表明，国际法、联合国不能保障小国的安全，这会刺激其他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或“无赖国家”名单的国家想方设法寻求自卫能力，尤其是加速发展核武器，以威慑美国。这就给国际局势造成危险的后果。人们担心，大国与小国间的“丛林法则”又在显现，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非对称性世界里，对于小国而言只有发展核武器才能在与美国的力量较量中从非对称性演变为某种对称性，超越“先发制人”的逻辑。这些国家从其他大国的成长历程中得到启示。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对新中国发出核威胁。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再也没敢对中国实行核讹诈或与中国迎头相撞。当然，现在去拥有核武器不再合法，也不能成为加入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但藉此确保安全，获得尊重，仍是一些小国的所思所想。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又处于大国意志或既得利益者主导的有序状态，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还在力求打造“美国治下的和平”。作为这一趋向的重要表征，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扩散机制必将成为今后美国和国际社会努力塑造有序世界的工作重点。

联合国和国际法的命运、国际社会处于无序和有序之间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还是受国际力量结构，主要是大国关系制约的。

【悖论五】大国关系：和而不同

伊战前后，大国关系、“反恐”联盟经历了“9·11”事件后最严峻的考验，但“和而不同”的总体态势不会变，这就是这些大国保持与美国有距离的合作。所谓“和”更准确说是“合”，原因有三：1、力量对比：美国力量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其他大国迟早要与其和好，其他大国无法单独或联合挑战美国单极霸权；2、大国心不齐：所谓“邪恶轴心”、“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都是真实的谎言，后者不过是源于内政需要的外交做秀。世界上的轴心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轴心”，或扩大为“美以英轴心”；3、大国面临共同挑战，在反恐、核扩散等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因而总体上当今世界是美国主导的大国集体霸权时代。

所谓“不同”，原因也有三：1、多极化冲动始终支配着某些大国的外交意志，由于与美国的利益、观念分歧，大国要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软制衡，以追求、显示自身大国地位和大国形象；2、大国与美国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但共同利益不见得导致共同政策。比如朝鲜核问题，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同（朝鲜半岛无核化）而战术目标（实现无核化的进程、方式）异，或曰目标同而实现手段异；3、大国普遍希望享受美国打天下和当头的好处，而不情愿承担风险和代价。伊拉克战前法德等国极力反战，战后又主动向美示好，以强调联合国在战后重建的主导作用为由指望恢复既得利益，当然招致美国反感。此外，这些国家还认识到，反恐时期的美国并非常态，过于靠近、迁就美国也会惹来恐怖袭击的杀身之祸。

传统上，大国间的势力均衡带来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如今“和而不同”的大国关系不能带来小国的安全感，它们的安全关切成为制约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死结。

【悖论六】安全关切：单赢还是共赢？

事态的发展一再表明，美国是以“反恐”之名，借助“9·11”之机达到以前想要而不能实现的目标。布什政府去年9月份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先发制人”战略列为美国“反恐”主导战略，即是这一急躁而得意心态的集中流露。

一心追求“绝对安全”的美国越来越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因为美国的绝对安全往往是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的安全关切不能在现有的国际法、联合国体系下得到保障和尊重，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就无从谈起。如何实现安全关切的共赢，成为今后国际社会的严峻考验和长期挑战。

【悖论七】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合目的性诉求

前文已述，美伊战争是有合法依据的非法战争，具有间接意义上的目标合法性，但缺乏联合国安理会的直接授权，不具备程序合法性。战后，美国的首要使命是寻找到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获得这场战争与美国霸权行为的合法性，包括使伊拉克新政权合法化。

在新伊拉克取代沙特将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石油供给国这一目标实现后，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还有两大任务，一是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土壤，保障美国本土安全和以色列的安全，为此叙利亚、沙特、苏丹甚至埃及以及真主党、哈马斯、“人阵”等极端组织将会受到美国进一步打压，但是打压不见得就是诉诸武力；二是“软”的一手，即所谓的“公共外交”，改变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印象，包括接受伊拉克新政权等。预计美国会适时公布其新的中东和平计划——美国人心理明白，过于偏袒以色列，未能实现中东持久和平是“9·11”事件的远因。总之，美国的“硬权力”对付大国，造成“和而不同”的结局；“软权力”对付小国，塑造美国的“软霸权”或曰“仁慈霸权”。美国通过两手实现其从“硬霸权”到“软霸权”的过渡目的在于求得现时代美国霸权的合理性。

伊拉克战争出乎意外的顺利得手，必将加强美国军事单极心理优势，更加坚信美国是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帝国。伊战后，为追求所谓“绝对安全”而进行的“反恐”战争有扩大化的危险，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的空前胜利将强化美国鹰派的冒险性，美国国内进一步走向保守，但是不实现各国安全关切的平衡，世界将进一步动荡不安，从而也直接考验美国霸权的合目的性——要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霸权应该能为国际社会（包括其他大国和小国）所接受；而这就要求美国霸权能带来世界和平与稳定，而不是相反。接下来对美国霸权合目的性的考验是朝鲜核问题：只有实现朝鲜与美国包括韩国、日本间的安全关切平衡，朝鲜局势才能稳定下来。

美国硬权力的炫耀是世界失衡的标志，而其软权力的丧失纵容了世界的失范。

【悖论八】失衡的世界与世界的失范

“9·11”事件表明，即便享有绝对力量优势的美国仍然不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力量成为一把双刃剑：过分炫耀力量造成怨恨和非对称性报复，力量的收缩又助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抗美国的冲动，形成所谓“美国力量的悖论”现象。为解决这一悖论，美国去年9月份出台“先发制人”战略，并把伊拉克战争作为第一个实验场。“先发制人”战略取代传统的威慑战略表明，美国一方面过于相信自身实力，另一方面又过于不信任外部世界的法则——世界失去势力均衡的同时也在失去规范。

许多人担心，伊拉克之后，叙利亚等会成为美国下一个打击目标。可见国际社会对美国威胁世界和平能力与决心的担心。当然，美国对伊动武只是杀鸡给猴看，美国不是永不停歇的斗士。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两大因素是力量与道义。朝鲜不是伊拉克，其常规军事力量（100万门火炮对着南方）对美国在韩国的3.7万驻军和韩国、日本构成直接威胁，兼之中国、俄罗斯等邻国对美国也构成力量制衡，因而朝鲜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拉克；从道义上讲，叙利亚、朝鲜并非像伊拉克那样长期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也并不孤立，美国难以获得足够的战争借口，更不用说联合国授权等合法性基础了。同时后者还明显缺乏国内民意基础。

因而，世界在平衡－失衡、规范－失范的悖论中演变。在失衡世界，小国对抗强国往往采取非对称性对抗方式；而“9·11”后并非常态的美国日益背离事件之前作为开放社会的美国，则可能造成世界失范的更大危险。

【悖论九】不对称的时代：危险还是太平？

伊拉克战争使人们看到美国扩张的危险，其实更大的危险在于美国政治上保守主义与经济上保护主义的结合。以“反恐”战争为标志，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日益内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腾日前在《金融时报》载文提醒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转向的危险：退出全球贸易体系，大力推动对有关全球发展的机构进行变革，使它们直接追随美国外交政策，从多边贸易体制转向双边，放弃多年来一向采取的强势美元政策，从经济合作转向自我依靠等等，这将给世界带来长远的风险。

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称，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30％，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自1995年以来的增长有60％以上归功于美国。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是全球经济中唯一重要的发动机，它发挥的大棒作用应当比目前的还大，因而更加积极推进单边主义政策。正如上个世纪初美国提倡建立“国联”而又最终退出一样，美国完全可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反对者。这才是不对称时代的最大风险。

【悖论十】世界向何处去？

展望未来，世界同时面临着美国单极霸权和美国孤立主义的风险，和平与发展事业任重而道远。未来果真笼罩在美国的阴影下而灰暗无比吗？恐怕也并非如此。十分可能的情形是，伊拉克战争以文明与野蛮交织的无奈形式打开中东和平进程的闸门，也创造了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际法的机会——不改革它们将面临生存与合法性的危险；从地区安全角度讲，或许还减少了挑衅者、机会主义者的侥幸和纠缠，蕴涵者实现中东、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的可能。

又回到文明与野蛮的逻辑。冷战结束后，美国抛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无不勾起欧洲历史上蛮族入侵的回忆。及至布什总统失言宣称“反恐”战争为“新十字军东征”，更是一语道破天机——文明与野蛮本身是由强者来界定的，西方世界就其认同感、归属感来讲，分裂只是形式上的和暂时的，而世界矛盾的实质仍存在于南北矛盾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