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当华盛顿采取提升美台关系的举措时，总不忘强调这并不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其结果是“一个中国”的弹性越来越大，内涵也越来越空洞。美国实际上是在推行“一中一台”的路线。美国正力图掌握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导权，让两岸都围着它转，并最大限度地谋求最大利益。

台湾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与美国因素密不可分。在不同时期，美国因素的表现形式和影响也有所不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两岸关系经历了解冻和接触阶段，美国因素虽然仍挥之不去，但其负面效应已大为减少。然而，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随着“台独”势力的发展和两岸政治互动的停摆，美国因素的重要性又凸现出来，在反“独”防“独”成为我对台政策的当务之急之际，美国因素所构成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在军事上为“台独”提供保护伞。

美在台海问题上占据主动

过去几年来，布什政府在战略上对中国持强烈防范心理，同时又极度亲台，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两点重要的变化。

一是使“一个中国”的承诺空洞化。美国所宣示的“一个中国”政策本来就缺乏明确的界定，它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关行政协定、立法、领导人的承诺以及内部约定的混合，其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部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根据中美建交公报的规定，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只能同台湾维持经济、文化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但是布什执政以来，华盛顿奉行与两岸平行发展关系的做法，大大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的层次和频率。特别是在美台军事关系上，美台军事一体化的加强表明美台已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当华盛顿采取提升美台关系的举措时，总不忘强调这并不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其结果是“一个中国”的弹性越来越大，内涵也越来越空洞。美国实际上是在推行“一中一台”的路线。

二是美国试图掌握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中美建交后，美国在两岸之间所推行的双轨政策使其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两岸走向积极互动的趋势一度使美国担心被边缘化。但其后两岸都加大了争取美国支持的力度。“台独”势力为实现其政治意图，需要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安全保护。大陆在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也试图通过美国向台湾施压，阻止和迟滞“台独”步伐。这样华盛顿在两岸之间虚虚实实、上下其手，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最大限度地从台海两岸谋求利益。这一趋势发展的结果，是美国试图充当两岸角逐的裁判。布什政府在谈到美国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时，不断强调这不同于中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此“一中”非彼“一中”；在谈到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时，强调这是美国所定义的现状。在台海问题波谲云诡之际，美国正力图掌握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导权，让两岸围着美国转，以此影响两岸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政策走向。

美国在台海玩两手政策

鉴于台湾岛内局势的变化，一些美国人士就美国政策走向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第一种看法认为，美国应维持“双重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要继续阻止大陆动武，同时也要防止台湾走向正式独立。第二种看法认为，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利益是和平与稳定，而“台独”的发展已对此构成挑战，因此美国应将政策重点转向制约“台独”。第三种看法主张美国应致力于为台海两岸的良性互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包括推动两岸对话和实现三通。从布什政府的政策和多数专家学者的意见来看，美国政策仍将延续“双重遏制”的套路。所谓的“双重遏制”其实就是两手政策，但这两手的虚实轻重是不一样的。其中，美国要竭力阻止大陆对台动武的一手是实实在在的，而对“台独”的制约更多表现为口头上的政策宣示，缺乏实质性的动作。尽管陈水扁在“台独”路线上越走越远，但美台政治和军事关系却越来越密切，美国对于“协防台湾”的意图也越来越直言不讳。今年4月美国国会举行的有关《台湾关系法》的听证会很能说明问题。一方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并呼吁台湾领导人正视大陆以武力制止“台独”的决心；另一方面，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罗德曼却在听证会上大谈一旦大陆对台动武，美国必将介入的种种理由。表面上看，美国对台海两岸都予以制约，而实际上，美国协防台湾、威慑中国大陆的种种言行只会让“台独基本教义派”愈发觉得有恃无恐，不惜铤而走险。

重新认识美国因素

陈水扁继续执政意味着台湾问题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期。为有效遏制“台独”，我应经济、外交、军事多管齐下，而谋求美国对“台独”发挥一定的制约作用仍是外交努力的重要一环。但鉴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新动向，我对台湾问题上的美国因素应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美国不会实质性地反对“台独”。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是维持台海的分裂状态，两岸不战不统、台湾不独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会促统，也不会反对台湾实质性的独立，反对的只是那些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宣示性，同时又对大陆具有极大刺激性的“台独”动作，如改变国号、国旗、国歌，“台独入宪”等。我以美制台只能在上述方面牵制台湾，但难以阻止陈水扁推动台湾走向实质性独立的步伐，如推动以改变岛内民众的身份认同为目的的“去中国化”的种种行为等。

其次，美国不会主动去钳制台湾。美国对“台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方的态度。如果美方认为台湾的动作不会激起大陆的强烈反应，它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美国觉得大陆会有强烈反弹，则会对台施加一定的压力，要其自我克制。有鉴于此，我应经常在台湾问题上强调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不能让美方有侥幸心理。此外，过去的经验表明，每当美国在两岸关系上对我有所让步时，便会以某种方式“补偿”台湾。这不仅会冲淡美国政策调整的效应，而且使美台关系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加强，这一点也值得我们警惕。

第三，在策略性地谋求以美制台时，应始终保持我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自主性，避免出现受制于人的消极后果。这里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的底线应由我确定，而不是由美国来确定。在我要求美方对台湾领导人的“台独”言行做出反应时，美方可能会根据其对“台独”的定义来回应，但美国所定义的“台独”是狭义的和象征性的，而我所掌握的台湾问题的底线应更严格、更注重实质性。在这种情况下，我除了对美据理力争之外，还应独立地决定对台应采取的措施。二是当台湾岛内出现挑战我台湾问题底线的言行时，我不能以美方的反应替代我方应有的反应，也不能因为要求美方配合就在中方作何反应上受制于美。我保持对台反应的主动性和机动性，对台湾和美方都是一种威慑。三是对我对台政策目标的界定要与美国的政策目标区别开来。布什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曾表示：“美国反对中国或台湾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有分析家认为，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将美国对台政策的目标公开定义为维持海峡两岸实际分离的现状。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现状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但我对台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坚定地追求国家的统一，这与美国的政策目标是有区别的。在现阶段，反“独”是我对台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与美国维持现状的政策有共同之处，也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实现有限合作的基础，但必须明确我对台政策的终极目标是结束台海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因此我们不能接受美国的政策阐述，以阶段性目标取代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