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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中美关系的了解和外交事务的熟悉，布什超越了个人色彩和政党偏好，其中国观也在发生变化
布什内阁里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的中国观折射出对中美关系复合相互依存的态度———在军事上进行威慑、在政治上进行角力、在经济上相互需要
当前，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对中国政治透明度的过分强调都是对中国文化和国情不了解的缘故
在未来，对美国政府“中国观”的挑战主要来源于能否使美国政府在观念层面正确认识中国
五年后，中国由“战略竞争者”变为“共同经营者”
布什的中国观经历了从作为个人的布什，到作为总统的布什，最后到布什政府的变迁。
2001年上台伊始，布什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甚至公开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一声明把布什本人的牛仔作风表露无疑。
究其原因，除了布什本人和共和党原始的“排华”冲动外，布什对中国的不了解、“逢克（林顿）必反”的美国选举政治和政治周期律都起了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当时以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新保守派掌控美国政坛，正摩拳擦掌推行“新美国世纪计划”，寻求如何维持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甚至尝试打造“新帝国”。
这种寻找敌人的冷战思维很自然地对应到了中国头上。随之而来的就是中美间的摩擦甚至冲突，如2001年4月1日海南岛上空的撞机事件。
随着对中美关系的了解和外交事务的熟悉，作为总统的布什超越了个人色彩和政党偏好，其中国观也在发生变化。“9·11事件”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一大契机。美国的关切点从“唯一超级大国”转向本土安全。布什总统开始发现，中美两国在“反恐”、“反扩散”合作上具有许多共同利益，于是，最初“战略竞争者”的中国观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变轨到“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层面。
此时，布什政府内部却悄悄地产生了裂痕。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对中美间的“反恐”共同利益如何转为共同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矛盾和认识分歧。这使得布什政府的中国观始终未能统一，时常处于各唱各调的局面。比如，国务卿鲍威尔坚定地宣称“中美关系处在建交以来的历史最好时期”，“台湾不是主权国家”；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等保守派却又时不时散布“中国威胁论”的杂音。作为总统，布什的回应时常徘徊在两者之间。
伊拉克战争后，随着伊拉克局势逐步得到控制，美国“反恐”压力一度降低。于是，“国力高速发展的中国将带来威胁”的言论又重新回到美国的政治话语中。但中美关系显然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中，不能一概而论之。此时，布什的“中国观”试图体现这种状态。今年5月在答记者问时，布什将美中关系定位为“按照议题，区别对待”的复杂双边关系，试图超越“盟友”或是“竞争对手”的二分法。与此同时，7月份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则提出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表明美国不能肯定中国会如何运用其增长的实力，于是提出“带保险的接触”，主张“对冲”中国的国际影响。这表明，就如何定位中国的角色，美国政府内部依
然存有犹豫和辩论。9月21日，布什的中国观终于定型。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政策演说，传递了布什政府“中国观”的新思考，即把中美关系定位为“Stakeholder”（共同经营者），承认中国国际社会内的成员地位，也强调中国也有自身的利益。这是对中国非常积极的评价和极富善意的期待。
“中国观”综合各部看法而得
从五年的变迁轨迹看，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减少对美国霸权的可能冲击、中国如何运用不断增长的实力等问题一直贯穿着布什“中国观”的始终。中国内政、中国外交、美中关系成为中国观的三大关注点。
正是这一主线和不同关注点，布什政府内各个职能部门对中国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保守派仍然从防止最坏的保守思维出发，不时煽起中国威胁的幽灵幻影；国务卿赖斯则并不认定中国的崛起“不利于自由的均势”，其下属佐利克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讲话更是落脚于中国的内政，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担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斯诺领导的商务部则通过对人民币施压并希望中国经济政策能做出结构性调整的方式，侧重于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上了。
一句话，布什内阁里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的中国观折射出对中美关系复合相互依存的态度———在军事上进行威慑、在政治上进行角力、在经济上相互需要。
作为总统，布什综合以上各职能部门的不同看法，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中国观”。从表现的效果来看，当前的布什“中国观”基本上埋葬了中国崩溃论，抑制了中国威胁论，接受了中国崛起论，感受到了中国机遇论。
布什“中国观”为什么会变
很显然，两大原因影响着布什“中国观”的变化。一是五年来世界局势的影响。比如，“9·11事件”使美国认识到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伊拉克、伊朗和朝核问题上，美国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影响力。
其次，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外交重点也影响布什的中国观。美国关注重点从维护“一超独霸”到减少霸权维持的代价，发展到应对国内挑战，锐气渐减，日趋防御，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上升。不过，布什政府“中国观”近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以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国内保守派和鹰派势力的掣肘。美国的一句政治谚语说得好，“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从布什第二任就职演说内容，以及包括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国务卿佐利克等的一系列谈话来看，布什的中国政策仍然带有鲜明民主人权色彩的烙印。如今，布什似乎正在努力绕过国内政治的掣肘，开展与中国的合作。但是，如果缺乏国内共识，执行政策有可能会出现反复。比如，中国文化部10月份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的系列演出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但并没有最终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支持中美文化交流的议案。
相比于在一线操作的了解中国事务的美国政府官员，那些国会议员和国内保守势力是改进中美关系的阻力。国会议员正在假想一个亚洲一体化的网络，杜撰中国排斥美国影响的说法；又扬言中国在乘美国当前之危，骚扰美国的后院，等等；同时，国防部官员对美国军事优势地位也过于钟情，以及对中国军力问题的过于敏感，都不断怂恿美国政府不要放弃在中国周边构筑包围圈的努力。
从深层文化理念上理解中国
布什“中国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本身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影响力包括对美国影响力的上升。
如今，美国社会正感受到从中国发展中得到的利益，正面看待中国的美国人数在上升，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也更趋成熟，致使中国越来越积极主动地影响到布什的中国观；尽管国内保守派用民主、人权等问题打压中国，并对美国政府施以压力，但布什越来越理解并尊重中国的选择。
不过，“中国观”和中国政策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中国观”与中国政策常常不一致，前者务虚，反映党派倾向和个人理念；后者务实，反映现实利益。换而言之，美国决策机制非常复杂，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布什说的和做的可能不一致，想的和做的更可能不一致。比如，布什第一任内的对华政策常受制于内阁的不一致；第二任期则来自行政当局外的影响，即存在一个如何争取国内各利益集团支持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实现中美真正的合作必须经历“共同利益－共同政策－共同观念”的转化。当前，布什“中国观”从监视中国的实力（利益层面），到注意中国的行为（政策层面），并正在向关注中国的理念（观念层面）方面深化。监视中国实力，计较中美力量对比，促成了5年前“战略竞争者”的中国观；近年来中国日益负责任的国际行为，促成了佐利克对中国“共同经营者”的定位；在未来，对美国政府“中国观”的挑战主要来源于能否使美国政府在观念层面正确认识中国。当前，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对中国政治透明度的过分强调都是对中国文化和国情不了解的缘故。可以相信，中国越发展，美国就越会从深层文化上理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