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orldview.dayoo.com/gb/content/2006-09/01/content_2624922.htm

外事工作无小事，向来被视为外事、外交工作的金科玉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演绎了一幕幕外事无小事的感人故事。在那个年代，外事还是普通老百姓可望不可即的高级政治，因而为珍惜难得的交朋友、突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封锁的机会，外交、外事工作秉承举轻若重理念，来不得半点马虎。其潜在的逻辑是，人人、时时、处处代表中国，因而不仅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美德，而且要体现社会主义新中国国际事务高于国内事务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那个年代，也是内政与外交高度区分的年代。不仅内外有别，而且秉承“宁可负我，切莫负人”的内省型儒家文化，外交、外事工作主要是交朋友。

然而，中国不断走向并融入世界，内政与外交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国际主流社会也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这样，外交、外事工作不仅是交朋友，更要谋利益；不仅向世界介绍中国，更要将中国推向世界;外交、外事也不再是老百姓可望不可即的高级政治，而是成为日益国际化中国之日益国际化国民的日常行为;外交、外事方向也不再是请进来，而且更要走出去。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对往日司空见惯的观念产生疑问——外事真的无小事吗？

在中国新外交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反思“外事无小事”、转变外事观念、与时俱进地实现外交和外事工作变革实有必要。

文/王义桅

反思——外事都是大事？

中国人自古热情好客，内外有别更表现在对涉外事务和人物的尊重，但中国也有所谓敬而远之的说法，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内心的远近亲疏。

表现在国家和政治层面，中国古代称外交为外事，清代还称外务。俗话说，帝国无外交，因为所有的事情皆为内政。因此，从外事到外交，反映了中国力量的衰弱和世界观的变迁。及至所谓外事无小事，更昭示出新中国的谨小慎微和缺乏自信。

外交与外事都是涉外事务，但主体、权威性不一。前者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展开，具有国际权威性;后者是地方政府或其他单位进行，不代表国家而只是代表所在政府部门和单位。但在今天，普通公民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社会，老外也越来越多来中国办事、参观，许多还生活、学习、工作乃至定居在中国，有的还拿中国的绿卡了，外事工作的对象和展开空间均有了新的变化，不再是“外事无小事”原则所能遵循。

全球化发展带来的跨国流动，不断突破国家主权的界限，不仅内政与外交，而且外事与外交界限也日益模糊。因此，外事也不只是针对外国人的事，也不只是被动地、机械地处理涉外事务，而应该抓大放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反思二——中国人就不是人？

现今，外事主体从国家机关向地方、单位乃至公司、个人转移，外事权力也相应要向下移;外事对象也从外国政府机构或代表向地方、公司和个人下移;外事内涵从政治事务向经贸、民事拓展;外事也从交朋友、办实事向谋利益、沟通世界转变。这就要求我们更多掌握和利用好信息、形象而不止是政策、政治。

以前，外事、外交的工作对象是来中国的外国人;如今外国人大量居住在中国，中国公民也大量走出国门。如何保护海外华人、华侨、侨眷的利益，及如何处理生活在中国的外国公民的关系，成为外交、外事工作的新挑战。如果我们一味地优待外国人，一味强调“内外有别、先人后己”，恐怕让外国人误解中国政府作为对中国老百姓负责任的政府形象，伤害国人对政府的信心。只有尊重自己，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一句话，外交、外事工作也应该做到以人为本。

说到底，我们要把外事与外国人区分开。西方发达国家都是重视自己的国民、歧视外国人，甚至我们的邻居韩国也是这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去年夏天，笔者在韩国延世大学教书，中途和夫人以及她班上的一位美国学生山花一道从仁川乘船去青岛。山花是中国人的媳妇，中文不错。我们在海关出境处有说有笑，不自觉踩过了黄线。只见保安冲着山花呵斥，对我则不闻不问。学生比我大，不可能误以为我是老师。山花很不服，用标准的韩语回敬了几句。她在韩国生活了九年，对韩国人的排外习性很了解，跟我解释说——只因她是白人，看得出是老外。我不开口，他大概以为是自己人了。

我们刚好相反，一些中国人到驻外使领馆办证件屡遭冷遇。我记得有一个记者到中国领馆办证件，理也不理他，后来他出示了一个香港同胞证，态度马上就好很多。这怎么激起中国人的自豪和对祖国的热爱？！

当然，近年来，我们在保护海外中国人的人身安全、利益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是国家实力增强的缘故，也是我们以人为本观念在海外的体现。

反思三——大国也没有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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