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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任财长保尔森结束了他上任后的首次访华行程。访华期间，保尔森与吴仪副总理联合宣布，正式启动由美方提出、中方同意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

“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中国将赶上美国，而是中国没能继续进行维持增长和解决该国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所必须的改革，”9月13日，美国新任财长保尔森如是说。该讲话被认为是与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一年前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讲同样重要的对华政策基调发言。佐利克就是在那次讲话中提出中国要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保尔森在这篇讲话中则更进一步称“鉴于其规模和在世界市场中的角色，中国无疑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领导国家，并且值得作为一个领袖来对待。”

时代的变化以及美国面临的全球挑战，最终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新思维。这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和性质起了重大变化，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进入了第三阶段。

对华战略三阶段

从历史和宏观上看，美国对华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门户开放战略。尽管门户开放不只是针对中国，更指亚洲，但是，从“中国皇后号”1784年首次来华到1898年“门户开放”口号首次提出，美国给中国首先展示的是商人和传教士的角色，机会平等、利益均沾是美国对华乃至整个亚洲战略的罗盘。

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中持续到20世纪末的遏制+接触战略。冷战及后冷战时代，美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和如何巩固战胜共产主义的成果，相应地对中国采取了先是遏制继而是接触的战略。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美国接触战略取得全面成效。

第三阶段是2l世纪初肇始的对冲／两面下注战略，既试图引导又试图规范中国扮演起维护全球体系的领导与责任。这是对华接触战略的继续和深化。与接触战略最大的不同，是美国的主导性下降，即不再是从横向上引诱中国进入美国设计好的体制，而是鼓励中国与其一道从纵向上维护、改革既有国际体制并拉拢中国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的变迁，美国对华政策从战术层面也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内涵和特征。

现阶段对华战术三特征

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存在以下特征，这从保尔森9月13日的讲话和9月19～22日中国之行，可以充分看出。

迂回。曾有人说，中国是在和美国打太极，而美国使的是拳击。其实，美国不止是力量型选手，同样是技巧型好手，只是在其力量相对衰落时，更能体会到这一点。保尔森9月13日“画龙点睛”式的讲话重申了佐利克“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中发挥领导者角色。他反对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对中国一味施压，认为双边贸易纠纷并非是两国之间的争执，而是各自国内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势力之间的分歧。与其他美国高官不同的是，保尔森在和中方讨论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等敏感问题时尽量避免用教训的口气，而是从设身处地的角度让中方感到他的要求符合中国的利益，便是其对华迂回战略的具体体现。他在访华前就申明要更多地“聆听”中方的声音，并不指望中国的汇率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希望在更宽泛的背景下探讨人民币汇率问题。

渐进。有媒体说，保尔森所推行的对华政策是一种“温和路线”。某种程度上，长期担任银行家的保尔森甚至可以在中国领导人在有关改革攻坚问题上提供一定的有用意见。在9月13日的讲话里，保尔森曾就汇率问题提出了长期、中期和短期的三个目标，体现了美对华战略的渐进性特征。他说，就长期而言，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要达到汇率由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决定；中期看，中国应当放开资本市场；短期的任务就是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改革的步伐应当更快一点。

复合。保尔森在之前的几次公开演讲中，每讲到人民币汇率改革时，总会附加提及金融市场的开放和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他在9月13日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必要基础。这是美国历任财长中不多见的。正如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在9月14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虽然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国财政部的工作中仍排在首要位置，但是，中美经济对话亦需要全方位进行，绝对不能局限于货币汇率。这样的话，可以解读为，人民币升值已经不再是中美经济问题的惟一核心。可以预期，美国财政部未来在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同时，亦会在保尔森的推动下增加另一个交锋话题，即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这包括银行业的外资准入、外资参与中国股市、增加大型国企海外上市。还有，中国证监会9月14日公布的有关限制外资并购中国券商的条例等，都很有可能成为保尔森与中国财经官员未来对话的焦点。

保尔森强调，中国的领导作用意味着责任，不止是在经济、金融领域，也表现在人权、安全与防扩散等领域，具有复合的内涵。这种复合性，同样体现在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步实施上。

对华战略三步走

保尔森的中国之行和对华战略考虑，是放长线，钓大鱼，大鱼就是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式国际秩序的关系。美国彭博新闻社9月24日以“新世界经济秩序：中国+美国=两国集团”为题发表社论。于是有人说，美国在诱导和培训中国成为世界领导角色。美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现亚洲协会会长卜励德说，不少美国人也认为——防止中国衰落，将成为美国未来外

交的首要挑战。而这，是通过短期一中期一长期三步走战略完成的：

短期，实现中美关系机制化，尤其是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领域。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区分。政治上，认为中国仍有潜在的竞争一面，但在经济上，美国已把中国的战略层次提升至跟欧盟平等的地位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启动，即旨在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保尔森这次访华，在美国财长的头衔之前还有一个“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的身份。美国总统布什8月21日与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通电话，布什提出希望加强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胡锦涛也表明中方愿与美国继续就此保持联系。保尔森此行正是代表布什跟中国落实布胡两人有关的决议。

保尔森此次在北京访问第一天，便与中国副总理吴仪宣布启动“经济战略对话机制”，这不只是两国副外长级战略对话的扩展，更是这个对话机制的提升。新对话机制的密集程度将比过去任何行动都要大得多。根据安排，吴仪和保尔森将每年举行二次经济战略对话，两国国家元首将分别出席，并保持持续的官方接触。其层级和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佐利克和戴秉国之间的对话机制；内容上也超越以往，新的对话将涉及整个经济与外交政策制定领域的内阁级官员，协调为一个单一过程。这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格最高的经贸交流机制。这种对话机制立足长远，是对现有两国政府部门定期会议的补充。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仅着眼于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而且要研究解决如何推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等全局性问题。对话不仅关注两国贸易、投资、农业和对外政策中最紧要的问题，还放眼于中国自主研发技术的

目标、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源保护、经济全球化及人口老龄化等。

保尔森还强调在短期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必要，这些问题涉及美国对公平和公正的重大关注。他说：“只有通过解决短期问题，双方才能建立互信，保持相互关系的正常发展。”近期美国跟欧盟在有关世贸多哈回合谈判上出现较尖锐的利益冲突，使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因此，美国有意拉拢跟其在双边贸易上互补性较强的中国以及其他亚太地区，以图增加跟欧

盟谈判时的本钱。

中期，将中国全面融入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中，实现中美关系的制度化发展。保尔森在9月13日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中国，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美国表明希望中国经济繁荣，显然是希望拢络中国的其中一个姿态，其潜台词是希望中国日后能在经济决策问题上考虑到美国利益，并希望藉此“套牢”中国，让中国基于经济利益在其他政治问题上向美国利益倾斜。

从中期上看，美国需要实现霸权减负，对冲中国的崛起，因为美国单独支付维持国际体系的代价越来越高，需要中国分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因此一再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的成功”；与此同时又防范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在分担美国的“领导”责任时挑战和冲击美国的霸权。

长期，和中国一道创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避免中国另起炉灶，挑战美国霸权，实现中美关系的秩序化发展。保尔森在动身访问中国前就已表示，美国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战略眼光看待中美关系。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这跟过去美国财长访华常要求中国作出一些实际让步有所不同，更具战略性和挑战性。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李侃如年初撰文罗列了美国对中国的五点不安，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议题而是全球性挑战。其涵义是十分深远的，因为全球性挑战反过来也会发展成全球性伙伴。果如此，未来的日本、欧盟、俄罗斯国际地位将相对下降，国际新秩序越来越呈现中美元素和中美关系特征。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9月26日表示，“对美国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其他双边关系比美中关系更重要。”便是总体上对保尔森设计的对华战略的诠释。

总之，要从全球化发展大势尤其是美国与世界关系看美国对华政策新思维。中美两国所面临的世界共同挑战，是理解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美国应对世界挑战日益力不从心，企图实现霸权减负和转型，借助中国的崛起和需要，指望俘获中国，是美国推行对华政策新思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