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xmzk.xinminweekly.com.cn/hq/200701/t20070104_1239897.htm
中美面临着大博弈的前景。这种博弈不是冷战时的军备竞赛和社会制度之争，而是发展模式的磨合与新秩序建构，不是表层较量而是深度融合。
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即美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无大事。果真如此？事实似乎给出了不同答案。１２月中旬，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美国财长保尔森亲率美国各部委负责人来华，可谓阵营强大。代表团来华前，声称要将中国从储蓄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情形似乎是中美博弈已经进入社会内部，而不只是在门外喊话。
对话的三层意义
笔者认为，首次战略经济对话的举行，是标志着中美关系里程碑的事件，也是美国对华战略日益清晰化、务实化的反映。此前，由佐利克和戴秉国举行的副部长级战略对话，美国方面一直扭扭捏捏不承认是战略对话；而现在，美方主动提出和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而且是为解决两国机构上的不对称性，布什总统主动提议对话双方团长为总统特使，以使对话从全局、战略、长期角度探讨两国经济关系。
"全局"就是超越双方政治、社会的掣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全局思考中美经济关系，让双边经济关系按经济规律办。由此，管理具有全球意义的两国经济关系，是战略经济对话的第一层意义。中美肩负着恢复全球经济失衡的重大责任。
"战略"就意味着美国试图提供战略经济对话引导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影响中国崛起节奏，使之沿着美国期望的轨道运行，最起码也不致挑战、冲击美国霸权。这是传统美国对华战略的延续，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经济对话是协调中美两国的全球化战略，这是对话的第二层意义。
"长期"是就共创国际新秩序而言。保尔森一再对美国国内强调，战略经济对话定将是长期化的，不要指望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这关系到中美磨合、建构新的国际秩序的第三层意义。
如何评估对话机制？
其关键是"节奏"二字，即美国试图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并辅之以其他对话形式，控制中国崛起的节奏，引导中国崛起进入其理想的轨道。只要我们能真正坚守阵脚，按照大国崛起的规律办事，不落入对方的圈套，就算胜利了一半。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还要看到此次对话提供给中美共同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战略机遇---战略经济对话是从经济领域开启了这种探索。
随着中国崛起日益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安全层面，未来的中美战略合作构建国际新秩序将具有日益广阔的空间。因此，提供战略经济对话的磨合，建立彼此战略信任，娴熟中美协调技巧，中美关系未来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思想准备。
当然，这只是反映了中美关系中合作的一面。从竞争的一面讲，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两国布势和反布势的较量，而这要从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去把握。以伊拉克战争为起点，美国目前陷入战略困境，脱身乏术。这是美国在第一波全球化中的处境。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大战略一直处于"是塑造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间摇摆。世界银行新近发表的报告显示，我们即将进入全球化的第二波。
按照时代发展要求看，中美共创国际新秩序方面，美国只迈出了一只脚。如果不结合战略安全对话，中美全面、共同谋划未来世界秩序，则未来的世界仍然难以和谐。亚太地区尤其展示两种图景，即以经济为主导的秩序塑造和以安全为主导的秩序塑造。前者以中国为推手，而后者以美国为推手，反映了全球化和地区化的矛盾。未来如果不是殊途同归就是相互竞争和对抗，新的秩序仍然面临变数。无法达成构建未来国际执行方法和结局的共识，将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在构建未来国际秩序问题上，传统的国际秩序的解体或失效将是中国面临的最为关键的国际因素。
中美面临着大博弈前景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只是一条腿的，这是美国对华战略接触和防范的两面性造成的。经济领域的战略对话，呼吁安全领域的战略对话。此前存在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停留在中美如何合作解决全球共同安全挑战方面，美国以民主同盟代替联合国，排斥中国，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犯的新的战略错误。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加防范，本身也是中国尚未全面崛起的折射，但也反映了全球化与地区化两者间的矛盾：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但美国在安全政治领域构建的新秩序，尽管打着全球的名义，毕竟是排他的，且是区域性的。这种全球化与地区化矛盾，反映在美国对亚洲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态度上：地区一体化须有美国参与，最起码有美国的观察员，而非排斥美国，才是美国放心的。
战略经济对话是应对第二波经济全球化、塑造规划新秩序的探索。缺乏战略安全对话机制或美国囿于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最终不能建立起平行发展的经济、安全二轨战略对话机制，中美关系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脆弱性局面，实现真正的稳定。要让美国迈出第二步，抛弃对华战略的两手思想，仍然有待时日。
战略经济对话如果在有益探索基础上，能够引导到安全政治层面，中美关系的和谐相处才真正有了机制上的保障，和谐世界也才有可能。美国终将认识到，一个和谐的世界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甚至避免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如此说来，中美面临着大博弈的前景。这种博弈不是冷战时的军备竞赛和社会制度之争，而是发展模式的磨合与新秩序建构，不是表层较量而是深度融合。中美大博弈的前景，集中在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道路选择，以及由此催生的世界新秩序选择上。这就是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意义的潜台词。
中国崛起得益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即改革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外部国际环境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全球化飞速发展带来的转型与机遇。但是，随着中国的成长，欧美纷纷声称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方，理应担负起更大责任，它们正联手另创新的游戏规则，企图"套牢"和"俘获"崛起中的中国，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继续保持西方的优越地位。
尤其是，不少美国人在冷战结束时还幼稚地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因而起劲地推进全球化，加速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如今时过境迁，美国成为反全球化的冤大头，不愿或无力继续提供维持传统上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多边国际秩序的公共物品，指望中国、日本、印度承担更大责任，指望实现自身的霸权减负和转型，悄悄地构建新秩序：安全上，打造全球化北约、推广防扩散安全倡议（ＰＳＩ）、实施千舰海军计划，抬举日本成为在亚洲的英国；经济上，将中国、印度、巴西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甚至故作姿态地"分封"中国为世界经济领袖；政治上，鼓噪以"民主同盟"代替联合国，抬举印度为全球性伙伴，抬举印度崛起模式，等等，无不是在探索建立世界新游戏规则，乃至打造世界新秩序的探索和努力。
反全球化力量崛起、非对称性安全威胁，包括恐怖主义肆虐、中国崛起形成对美国全球霸权的非对称性冲击，是美国着手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背景。面对美国构建国际新秩序，"跟进则被套牢，不跟进则被孤立"是中国可能面临的两难局面。
因应美国创建国际新秩序，中国要跳出传统思维，否则便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从世界新秩序的苗头、动力、趋向等根本问题出发思考中国因应全球化之道，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社会和谐、国家统一、亚洲振兴的三大历史使命。
总之，中美关系的未来，早已超越两国国内政局变动的范畴，向内深入到发展模式的交织，向外上升到国际秩序的建构，这就是中美关系大博弈的双重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