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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思想家边沁的理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曾经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先贤去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种理念的设计。然而时过境迁，如今不再是最大多数人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生活在地球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不再是实现幸福最大化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面临巨大的安全挑战——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导致人类生存前景堪忧，其情形早已超越了边沁的理性求和阶段；用数学语言来说，是微分而非积分的问题。

刚刚公布的联合国全球变暖报告显示，人类活动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地球在一天天变暖，既显示了人类理性力量的巨大，又昭示着人类理性的局限。这就是我们有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却无法有效实施的原因。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各国独立的行为，但是排放的后果却是全球共同承担，产生所谓“公地的悲剧”。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表现在科学是理性的，政治却往往是非理性的。科学与政治的矛盾正如居里夫人所言“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因为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的过程，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而科学实践是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是现实主义活动。这种科学创造与成果归宿的矛盾，鼓励了由科学家而非政治家掌管科学力量的设想。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表现在真理与民主常常无法统一。不同于理性的科学，民主是感性的艺术，是无法进行微积分的，选举至今还在做一人一票和简单多数的游戏。为了防止多数暴政，选举并非真正的加法和理性选择，而是感性归宿和合法性游戏。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表现在个人是理性的，集体却是非理性的。爱因斯坦正是看到原子时代的力量超越国界，而主张世界政府来管理这种力量以避免战争，坚信“以超越国家法律为依据的超国家权力是避免战争的唯一手段”。因为他认识到，政府是必要的恶，是集体非理性的集中表现。世界政府就是超越这种集体非理性，实现人的理性最大化。

归结起来，人的有限理性是理性的内涵—外延不一致，主体和客体不一致，具有非对称性。如今，科学越来越超越国界，甚至超越地球，但是政治不仅没有超越国界，反而在国内被利益集团所挟持。这就是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的重要原因。

为解决人类有限理性的矛盾，人们主张将各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统一使用，共同面对人类社会的挑战，产生所谓全球治理的设想。

但是，超级大国不仅没有被全球治理，反而要治理全球。布什政府刚刚递交国会的国防预算，高达7000亿美元。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挟持了国际安全，掩盖了人们对地球安全的关注。

力量失衡，使得人类有限理性不仅无法弥补，反而日益彰显。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应该解决有限理性的困境。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不断克服有限理性的过程。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为标志，未来的进步将是实现科学—政治—道德的三位一体，超越有限理性，实现个体—集体的完全统一。

由于人类自身活动的影响，世界已经不是圆的，而是椭圆的了，就像鸡蛋般脆弱。因为人类的活动是跨国界的，影响是超越地球的，但是管理人类的活动却是以国家为单位，将统一的地球分成一个个主权国家。这就是政治对科学的奴役，因为政治是以“小我”看世界的，科学则是以“大我”看世界：人类是蛋黄，必须依赖我们生存的地球作为蛋白的呵护。如今，地球病了——全球性气候变暖可能使世界之蛋提前孵化，能源危机和保存海洋渔业等成为人类面临的首要全球性公共问题；人类也病了——控制传染病、确保全球安全、保持贸易体系的开放和非歧视性，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才能塑造我们世界的运行规则。

我们生活的地球一天天变暖，烘烤着脆弱的世界之蛋。如果世界之蛋孵化，一定是政治的悲剧和科学的不幸。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既成就了社会的进步，也在毁灭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