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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如何避免误读世界?
王义桅

《国际先驱导报》 2007-02-25

http://news3.xinhuanet.com/herald/2007-02/07/content_5707742.htm

生活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急欲了解世界的心态往往导致对媒体的迷信,或为国外报道所误导。因此,认识快速发展中的世界,适度的审慎是必要的

《国际先驱导报》最近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从反思外国为何误读中国、批判“中国威胁论”深入到反省自己,探讨中国如何、为何误读世界(详见本报1月4日、1月22日相关报道)。但是,在这种探讨中,一个潜意识已经深入人们的脑海——似乎中国人的确在误读世界,而且大部分是中国人的过。真的如此简单吗?

背景:中国与世界的此长彼消

所谓“误读”是有假设前提的,即相对于真实的、客观存在而言。但是许多情形不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世界,显然不是指自然世界,而是人化世界。既然是人化世界,本身就不是完全客观的,因而有时可能非“误读”所能概括。

更实质性问题,中国人今天误读世界和鸦片战争时误读西方有何根本不同?为什么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已200年,改革开放也快30年,国人仍在误读世界?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必然?中国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世界?

过去,中国处于“天下的中心”,如今,崛起中的中国逐渐进入世界的核心。外在的世界景象,是不断进入中国人内心世界的过程。因而所谓客观的世界从来不存在,其实是心化的世界。概言之,中国人为何误读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崛起而世界的相对没落——我们在大谈“中国崛起”时,哪里还想到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和中国一道崛起,因而本身看世界有了固定焦距,对象和背景的交错移动,便导致好端端的眼睛也变成散光的了。

看来,今日中国人对世界的误读的确不同以往。

避免误读需对症下药

可怕的不是误读,而是有意的误读或没法不误读!如何避免误读?首先要明白何谓误读,其次才能分门别类、对症下药。

细究起来,有三类误读:无意识的误读,有意识的误读,世界本身的不可读。

先说无意识的误读。所谓不知者无罪。人们对不知道的事物不外乎三种心态:要么恐惧,要么好奇,要么冷漠。而人们总是不愿意为恐惧、好奇或冷漠所缠绕,因此对陌生的世界,要么采取简单化,要么采取类比式的理解,免于恐惧、驱散好奇、避开烦扰,以求得心理的安慰、踏实和宁静。所谓解惑,除了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外,也常常通过误读结束。试举两例:说到索马里,我们马上想到内战、好莱坞电影《黑鹰坠落》;说到印度,马上联想到脏乱和神秘。因此这类“想当然”式误读并非无知造成,而是固有的印象、偏见使然,纠正起来既容易又易反复。

有意的误读更可怕

再说有意识的误读,根据心理距离远近又可分为三类:仰视的、俯视的、平视的。仰视的误读是神话之;俯视的误读是贬抑之;平视的误读是折射之,即以己度人。

仰视的对象,首推美国。我们的美国观往往是被神话的美国,即按照自己的文化心理理解美国,并于其中求得自身的身份和认同。中国还特别受历史情结与受害者心态影响,致使国人常常按照自身偏好和舆论需要阐释美国的外交行为。例如,许多人常常将美国总统与国会的不一致行为视为“唱双簧”——似乎美国被超级力量所控制,在导演一幕幕话剧,致使美国的所作所为,人人都可以说三道四,概念化、标识化理解美国。

俯视的对象,典型的就是“小日本”了。当然,中国人的日本观也是羡慕和鄙视的复合体。

平视之,看似问题不大,实则易受求同、求异的心理影响,典型代表是对韩国的误读。中国人对韩国往往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去过后又常常抱怨韩国人怎么喝凉水呀?怎么那么喜欢喝咖啡呀?怎么那么多教堂?在一些人的脑海里,确实装满了朝鲜半岛历史上是中国附属国的印象,或难以摒弃“中国中心论”思想。因此,这种平视也常常与俯视交织在一起。

世界本身不可读

最后是世界本身的不可读。且不说世界日新月异,客观、理性看世界总是相对而言,更本质的是真实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正如赵汀阳先生指出的,“目前的世界仍然只是个‘非世界(non-world)’,它只是地理存在,而不是个政治存在。”因而现今的世界是分裂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国别化、文化地方化……如此世界,叫我如何不误读?!

误读世界,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而是人类普遍认知规律使然。因为人们总是从自己熟悉的事物出发,潜意识中把认识对象与自己熟悉的事物类比,产生所谓“镜像”(Mirror image)问题——镜像假定“其他领导人、国家和团体等具有与分析者熟悉的对象相同的动机和目标”。

误读世界还是误读自己?

如此说来,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世界呢?首先是正确看自己;其次,看世界时要忘却中国;再次,看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在看我们的过程。

中国人的世界观,实际上是其中国观的折射。中国人的美国观便带有浓重的中国情结。

近代中国人自从睁眼看世界以来,就一直对美国充满了向往与期待。从“门户开放”、威尔逊“十四点声明”、罗斯福“四大警察”设想,到今天佐利克的“利益攸关方”定位,不少国人表现出强烈的兴奋,对美国充满了希望。然而希望之极,常常导致失望之极,两者的交替演绎了国人美国观的钟摆效应。

过分的中国情结和主观情感,导致对美国的神话。这种神话,就是因为对美国无形中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要真正了解对方,就要进入人家的语境,否则就会不自觉地类比,很容易以己度人。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失去了传统的身份,迄今在探询和形成新的身份过程中。历史学家章百家就清王朝留下的外交遗产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史,给中华民族的心理带来无形的烙印,几代人十几代人都无法抹去。“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对外交往体制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进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和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存于中国人的胸中,交错起伏,因时而异。

由于中国的国家身份在形成过程中,世界既非平的,亦非扁的,而是在发生深刻且复杂的变化。因此,中国人误读世界一方面是世界没有定型,另一方面是中国没有定性造成的。

期待中国人正读世界,也不能拔苗助长。一句话,处于什么时代和什么发展阶段,只能做什么事情,不能一味苛求。生活在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的中国,急欲了解世界的心态往往导致对媒体的迷信,为国外报道所误导。因此,认识快速发展中的世界,适度的审慎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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