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12/31/content_7344904.htm

12月中旬，我到日本参加了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亚洲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11次中美日三边对话。三边对话起始于1990年代后期，当时中美日三国希望通过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前任和现任的外交官员的第二轨道的对话，加强沟通、促进相互信任，创造三国间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三边对话每次的议题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三方共同的关注。笔者将其中几次亲历的对话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过去几年三边关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2003年：中日趋冷、中美改善

2003年秋天，我首次应邀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第7次三边对话。当时的大背景是，中日关系因小泉持续参拜靖国神社而变得冷淡，中美关系因反恐和朝核问题而逐渐改善，美日关系则因小泉的亲美立场而显得十分密切。此外，布什政府轻松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风头正盛，将下一个关注点投向朝核问题，其动向令人担忧。

在三边会议中，一些日方学者试图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辩护，声称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与邻国无关。他们还断言，今后日本领导人都会参拜靖国神社，而来自外部的压力只会起相反的作用。日方的观点理所当然遭到了中方的反驳，但同时中方也感觉到，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中日关系正在步入困难时期。美方代表对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的争端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其发言给人的感觉是在帮日本讲话，有些美方代表甚至认为中国是在拿历史问题牵制日本，阻止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朝核问题上，中方则担心布什政府借轻取萨达姆之威，要以强硬手段解决，因此，苦口婆心劝说美方在该问题上要依靠外交而非军事手段。一些美方与会者则表现出强硬态度，认为朝鲜在核问题上出尔反尔，缺乏信用，美国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

按照惯例，在正式对话结束后，与会代表要和东道国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官员见面。这次我们先后见了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在发言中对发展中的东亚合作表示不快，令人觉得美国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唯恐被排挤出东亚。此君后来还惊呼“中国人在东南亚吃我们的午餐”，促使布什政府提升对东南亚的关注。好在沃尔福威茨明确表示，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并无选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2006年：中日跌入冰点、中美出现新的发展势头

2006年3月，第9次三边对话在北京举行。此时中日关系由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入常”、东海油气田、台湾等问题而跌入冰点，中日两国的与会者普遍觉得只要小泉当政，中日关系改善无望，因此都采取观望态度，对双边关系的话题兴趣不大。有趣的是，美方代表则对中日关系的状况表示担忧。他们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从中日交恶中渔利，相反，中日关系恶化对亚洲地区的稳定不利，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微妙变化还有，美方不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明智之举，但又表示，碍于布什总统和小泉的亲密个人关系，美方难以公开批评小泉，而只能悄悄地加以劝阻。

中美关系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此次三边对话之前，布什政府发表了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有关中国部分采纳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提法。参加对话的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乐观地告诉大家，这表明务实的对华思维被布什政府所接受。但是，另一方面，中方与会者也对布什政府尤其是强硬派主导的国防部强调中国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和加强对华“两面下注”感到不安，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还有很强的战略防范和牵制的一面，这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2007年：中日关系终于迎来改善与发展的重要契机

今年12月举行的第11次三边对话，又是一番景象。最显著的变化是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在会前告诉我们中方代表，他今年秋天上任以后，日本财界大老纷纷前来拜访，哪怕只谈上一刻钟都行。年底福田首相访华和胡锦涛主席明年访日，将勾画今后中日关系发展的路线图。日方代表也在会议中对中日关系出现的积极的发展势头表示高兴，他们还坦承，上一届政府提出的在亚洲建立“价值观同盟”的设想无助于发展对华关系。由于三边关系总体气氛的改善，这次不管是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经济问题还是地区安全问题，对话的基调都是比较积极的。

正式会议结束后，我们见了日本外务省次官谷野正太郎。他告诉大家，福田外交的两大支柱是美日同盟和友邻（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外交，自今年10月份以来，中日两国都在做出一系列的努力以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质化。谷野还提到，中国政府过去对举办第一轨道的中美日三边对话有保留，认为由于美日的同盟关系，对话容易出现“2对1”的局面，但现在中方主动提出举行三国官方对话，这表明中国越来越自信。关于日美关系，谷野表示日本要加强与美国的文化合作，因为现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举办的研讨会都是关于中国的，对日本关注不够。这可以看出日本朝野确实存在着对中美接近和日本被边缘化的担忧。他还谈到日本方面对美国将朝鲜从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名单上除名的立场，言语中流露出对布什政府为改善美朝关系而忽视日本愿望的担心。

对中美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基于多年来对中美日关系的观察、研究和亲历，笔者认为，缺乏互信依然是三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对另外两方总抱着这样或那样的疑虑。美国总担心中国要将其赶出东亚。日本既担心中国强大，又担心美中接近而导致日本被边缘化。中国则担心美国要遏制中国。

但三边关系中微妙之处在于，中美关系是弱结构，强功能，而美日关系则是强结构，弱功能。中美两国在战略利益和价值取向上有很多结构性差异，这些差异制约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重要性，1972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在解决亚洲地区问题上总是要寻求中国的合作。美日两国是安全上的盟友，有着相似的政治制度，不存在结构性冲突。但由于日本能力先天或后天的限制，日本在亚洲和平与稳定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正因为此，尽管美日关系平时说得很好，到了要解决问题的时候，美国决策者还得往北京跑。

所以，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不同，后冷战时代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并非完全是“零和”性质的。美国当然不希望中日两国走得太近，担心那样会削弱美国对东亚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但也不希望中日闹得太僵，因为那样不利于美国实现其地区利益目标。日本也不希望中美打得热乎而冷落自己，但中美真的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日本也会为难。

就当前形势看，很明显，自21世纪初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第一次出现了整体积极互动的态势，这一局面来之不易。

因此，一个平衡而稳定的三边关系对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非常重要。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日三边互动仍将是影响地区局势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中美关系对地区产生结构性影响，亚太地区是走向合作还是对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事关东亚合作的未来，如果中日两国精诚合作，东亚就能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健。美日同盟在后冷战时代给日本提供了安全上的保险，有助于防止日本在国内保守政治势力和对外战略焦灼感的作用下奉行不利于地区稳定的安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