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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今天中国的情形赋予这句话不同寻常的意义———外交不完全被动折射内政，而是有“引导”、“规范”乃至“定位”内政的特殊使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国家身份问题，充分揭示了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愈来愈不可分离。

之所以这么说，是中国的国家实力遭遇“乘除法”的困境：人均算是发展中国家；总量算是世界大国。中国的国家身份也因此在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的大国间徘徊。

国际舆论既有将2008年称为“中国元年”、以“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甚至“脆弱的超级大国”等来“抬举”中国；同时也有希望中国承担创立国际新秩序责任的强烈呼声。于前者，给中国戴高帽的潜在逻辑是，中国不仅要为现在的国际秩序负责任，而且要为西方主导国际秩序以来所累积产生的问题负责任，比如全球气候问题；于后者，中国显然要成为国际秩序的现状破坏者。

为超越这两种诱惑，中国提出“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谓两面兼顾。

但是具体如何作为？如何定义“更公正”、“更合理”？中国外交必须明确界定中国与现今及未来国际秩序的关系。一味埋头苦干或韬光养晦，要么给一些人造成不负责任的印象、要么给另外一些人造成意图不明的错觉；不主动有效地表达自己，就为别人所表达、所想象、所非议……

中国国家身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复合体。超越“乘除法”和“古老而年轻”的双重困惑，十七大报告将我国国家身份的目标描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是，自我定位，与人家对中国的定位或期盼总是存在差距。

“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梁启超先生曾以这三种角色描述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国家诉求。今日之情势，充分印证了梁任公的期待，只不过还应补充一条———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国崛起也因此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亚洲崛起、发展中国家崛起和全球化的四大背景。中国的外交艺术应在中国的四种身份间取得平衡，把握好中国国家身份的复合性、动态性与时代性。

《庄子·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记载，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今天的中国，既有“古之人”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又有“今之人”的特质———发展中国家身份，处理“内化”－“外化”关系是定位中国国家身份的关键。

“内”是中国的国家属性———社会主义文明古国，“外”是中国的国际角色———负责任的现代文明国家。如何“化”之？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能仅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还肩负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作为崛起的大国，被发达国家寄希望来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中国也的确需要参与未来的国际规则制定。

中国的作为，需在这两种身份和期待乃至压力下取得巧妙的平衡，关键是控制好节奏，自主参与，防止某些大国捧杀中国，急于将中国拉进重量级拳击赛让中国栽跟斗，乱了我们改革开放的阵脚。

具体而言，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方面拉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不能溜号，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要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共赢、普惠和均衡的方向发展，否则给人印象中国在联合国外行事，而且倒向富国阵营，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

回到中国的四种身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世界的中国”四层面可以归结为一对矛盾———“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情势表明，中国正超越内化与外化的分野和内政与外交的二元，以和谐发展促进世界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