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对话今日在贵阳召开。按惯例，对话重点涉及政治和安全议题。而上月同是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双边经贸议题。从议题领域来说，通过这两个战略对话机制，政治、安全和经贸等目前影响中美关系最为重要的内容都已被涵盖。

算起来，战略对话到现在已是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也已举行了三次。由于彼此交叉且时间频繁，普通民众对此可能会有所混淆，甚至出现某种战略疲劳，但无可否认，借助这两个重要平台，中美高层加强沟通和了解，进而有益于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

不过，在承认对话有益于中美关系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防一种倾向，即中美关系要围绕着“战略对话”展开。这种思路本末倒置，一定要坚决摈弃。战略对话固然重要，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说到底，战略对话最终要服务于对对方的战略。对中国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

如果都承认重要的是战略本身，那么中国现在对美战略是什么？

诚如王缉思教授所言，战略研究应当包括利益界定、威胁来源和维护手段等三大内容。假如用这个框架来套用中国对美战略，则应该明确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核心利益、美国对中国的可能威胁以及中国如何维护核心利益等内容。

但从最近的情况看，有关战略对话的评论和讨论很多，充斥于媒体甚至于学术刊物间。但恰恰是在中国对美战略这个核心问题上缺少充分的探讨和思考。

不仅如此，还普遍存在如下关于战略的误解。首先是把议题当成战略。在中美对话机制中，安全、政治和经贸等领域是重点涉及的。但应该说，尽管极为重要，但它们仍只是议题，而非战略。识别出议题通常只是战略制定的第一步。

比如，当认识到经贸议题很重要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经贸是我们的重大利益，应该被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考虑。接下来，应该就这个领域继续研究，把利益按照重要性程度不同分类、识别出美国在这些利益上可能的威胁手段以及中国的应对政策等。

其次，把问题当成战略。问题和议题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主要给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后者的影响通常利弊皆有。中美关系中的问题，一般包括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权进展和宗教自由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往往处于相对被动和抗拒的位置，中美也容易因此产生分歧，进而影响到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和议题类似，如果这些问题牵涉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就应该制定相应的战略，但问题本身也不是战略。

最后，把对策当成战略。无论是在议题还是在问题上，中国肯定都有应对的对策。对策当然很重要，一个好的对策能够帮助我们在中美谈判中处于有利或者居于上风的一方。但是，和战略相比，对策更带有短期和易变的特点。对策或许能够发挥一时的作用，但就如其名称所表明的，它更多的是应对的策略，带有消极的意味。如果想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动性，战略还是不可或缺的。

归根结底，上述三种主要误区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也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从中美关系的历史看，学者们通常有两句话：第一句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第二句是“美国总统上台初期大都对华严厉，随后对华务实”。

就中美关系现实而言，各个的短期性功能性议题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作用，而诸如必然对抗或者必然合作等结构性因素越来越较少受到关注。这种现实造就了越来越多的某个具体领域的专家，同时也使得很多专家丧失了战略性的大视野。

也许，上述关于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总结都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它们无从启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因此，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学术研究者，最好都能尽早走出各种战略对话的喧嚣，摆脱某种程度的浮躁心理，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对美战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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