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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国人的认知当中，美国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推手。正是在美国压力下，人民币在2005年7月开始了升值历程。在经历了最初的小幅慢走之后，人民币汇率正呈现出加速升值的态势。

不过有趣的是，美国不少学者对于现在的人民币快速升值走势，非但不欢欣鼓舞，反而忧心忡忡。美国《外交》杂志1/2月期上的一篇文章《重新思考人民币升值》，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该文中心观点明确，反对继续迫使人民币升值，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处理中美贸易失衡的方式。原因非常简单，人民币的升值对于缓解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于事无补———由于“中国制造”成本极为低廉，即便人民币升值，也影响不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分析仅仅停留于此，那么这篇文章实在难以登上《外交》杂志。该文作者立意高明之处在于从更宏大的全球化角度和更重要的中美关系来考察美国政府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美经贸失衡只是全球化下产业重新分工的一个缩影。美国要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首先要应对的是全球化，而不是全球化下的中国。如果美国无法阻挡全球化的趋势，就没有必要对中国苦苦相逼。

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来看，美国更不应该在人民币汇率上大做文章。美国必须要牢记，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要把中国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了这一点，包括汇率争端在内的其他一些问题将迎刃而解。而在汇率上对华过分施压，反而会让中国怀疑美国的意图，进而动摇中国全面融入的信心。为了增加该观点的说服力，文章甚至引用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对华不甚光彩的白银政策作为例子。

必须承认，文章作者要比很多美国政客的视野宽广很多，对华态度也较为客观，其间甚至流露出对中国现有政策的“谅解”。如果是放在一两年前，在中国犹豫升值政策的背景下，这篇文章及其观点或许是中国用来向美国解释人民币政策的一个很好论据。但时过境迁，现在中美两国在人民币问题上的关键已经不是最初的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而是中国自身需要人民币升值，以及美国甚至不希望人民币过度升值。

中国当初拒绝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是本能地对缺乏升值经验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既有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坚持。无论基于上述何种原因，中国都希望避免人民币升值。不过，当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走上了人民币升值的道路，并经历了短暂的不适之后，迅速发现并适应了其中的好处。特别是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人民币升值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工具。现在的人民币快速升值，与其被视作美国压力下的产物，不如说是中国自主的选择。

反观美国，当初迫切地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是着眼于处理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姑且不论人民币升值能否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经济现在最紧迫的危险，不是贸易逆差，而是次贷危机以及可能的通货膨胀。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恰恰不利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

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面临着资本逃离的窘境。而美元相对于包括人民币在内货币的贬值，阻碍了外国资本对美元的信心，不敢也不愿重回美国，这将使得流动性紧缩更为加剧。另外，人民币升值导致了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对于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之后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无疑是雪上加霜。

情势转化如此之快，美国或许不得不暗自吞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恶果，这恐怕是那些当初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鼓吹者们所没有想到的。而要突然改变对华汇率政策的基调，对美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尴尬的抉择。可以想见，不管是基于政策的惯性，还是对国内仍然十分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应，美国短期内不会做出太大的调整。

不过，中国无须对此失望。人民币升值不仅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成熟，还有助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中国或许要感谢美国，因为美国是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大国作用的助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