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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还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吗？如何在原则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国际形象带来的灾难性伤害之后，美国国内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家便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美国《政策评论》杂志1月号适时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道义核心》的文章。

该文开宗明义，认为美国价值观是其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将美国与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盟友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是一种能将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团结在一起的道义核心”。换言之，无论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能力，还是缩小国内各政治派别的立场分歧，价值观外交都势在必行。

事实上，对于价值观外交的必要性，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还是相当一致的。从最近两位总统———克林顿和布什———的外交实践看，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把推进美国价值观作为外交战略的重要构成。克林顿所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以及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人权都是被公开讲述的关键原因之一。所以，该文章的“新意”不在于重复价值观外交的重要性，而在于“描绘出一套原则和重点”，以更好地贯彻和实现价值观在外交中的地位。

这些原则有六条，共同构成美国价值观外交的基石。第一，反对以武力征服领土。这是美国所认为的国际关系的一条最基本原则。

第二，捍卫自由政权。根据这一原则，美国要承担起捍卫受到威胁的民主政府的责任。

第三，促进自由治理。如果说第二条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三条面向的则是在“自己的国度中争取解放和民主的人民”。

第四，加强保护的责任。对美国而言，这一条意味着帮助其他国家实现自由公正的目标。

第五，应对全球的困境。美国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因贫穷、饥饿和疾病等问题所产生的挑战。

最后，加强联盟和国际机构。美国最好不仅要通过联盟和国际机构来行事，还要保证这些组织起作用。

可以预见，由于上述六项原则既有民主、自由等美国在国际上一贯坚持和推广的基本要素，又有对现行布什政府过分忽视多边主义等不合理之处的修正，文章所宣传的价值观外交及其代表的思潮，有可能在美国国内形成一个最广泛的共识联盟，并对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发挥重要影响。

不过，这篇文章尽管罗列了美国价值观外交若干富有洞见的原则，但在用何种工具来实现这样的价值观外交上，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建议。而成功的外交实践从来是原则和工具相结合的产物。只有原则，而没有工具的外交建议，通常缺乏可操作性。即便对于美国这样具有超强实力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此外，从根本上说，这篇文章只是对既有各种观点的一种调和与嫁接，而没有达致本质上的超越。美国国内业已存在不少类似提法，如“合乎道德的现实主义”、“民主的现实主义”以及“现实的威尔逊主义”。正如名称所揭示的，这些宏大倡议的共同之处在于试图重新平衡道德与利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轻重关系。了解这个背景后，就明白该文没有脱离窠臼，仍是在两者间进行再结合，只不过突出了道德的分量而已。

对这样一篇文章进行分析的目的，不仅是要掌握美国政策分析圈的想法和动态，更重要的是希望对中国有所启示。这种启示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第一，美国在外交战略中如此重视价值观，并能明确提出他们的价值观原则，中国能否借鉴之？第二，面对美国的价值观外交，中国该如何应对？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问题其实互有关联。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性的，中国必须尽早在外交战略中明确自身的价值观原则，并且把这种价值观用外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词语加以解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里程碑，下一步就是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丰富和说明。如果能做到这点，第二个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中国自身的价值观外交将是对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最好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