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200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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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不是太早，就是太晚，太早是因为中国还不是美国的敌人，太晚则是因为两国的经济利益已经高度相互依存，美国打击中国将伤及自身。”一位美国资深学者最近与笔者这样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盛顿决策者的认识：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同时，明智的美国政策精英们也认识到，美国不能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或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他们也越来越相信，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敌人，也无意寻求与美国对抗，而明智的对华政策就是要确保两国今后也不会走向对抗。

可见，中美建交的30岁年轮，带来的不仅是“而立”，还有“不惑”。站在30年的门槛上，中美关系将开始新的航程，然而未来不会是一帆风顺。毕竟，两国在相互认知方面仍存在着“盲区”，这将不可避免影响到彼此对对方政策的制定。

美国仍对中国发展感到不确定。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将如何实现其目标？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前景如何？中国将怎样面对复杂的国内问题的挑战？中国的对外意图和行为将如何变化？中国将如何发展其军事能力，又将如何使用它？怎样看待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复杂影响，等等。美国两党之间、府会之间、鹰鸽两派对此的不同解读，将使美国对华政策跌宕起伏。

中国的对美认识也存在着迷茫。美国是在走向衰落，还是进入了一个力量发展的间歇期？美国开始接受多极化的现实，还是依旧固守单极的梦呓？美国是从此走向多边主义，还是会在多边和单边之间不断摇摆？美国对华政策是从此以务实合作为主轴，还是仍然存在着发生重大逆转的可能？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能够容忍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多远？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资源和能动性在上升，而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不可避免将影响到中国对美政策的制定。

不仅如此，展望下一个10年甚或更长的时间，随着国际形势以及中美各自内外政策的变化，以下新的议题有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新的压力。

首先，随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的成功，中美之间的发展模式之争可能会变得突出。这种模式之争，不管是称之为“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抑或“专制资本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反映了美国对后冷战时代推广其制度和价值观受挫的焦虑和不安。为了推广其情有独钟的发展模式，美国的一些舆论和政治精英有可能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在美国和西方唤起某种意识形态的狂热。

其次，中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格局之争可能会显山露水。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在地区格局塑造中作用的上升，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会相应的增大，手段上也会有新的变化，中美在本地区的竞争态势有可能会进一步凸现。

第三，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也会成为中美之间新的纷争之源。一些保守的美国观察家抱怨，中国与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日益频繁的经贸关系就是与美国利益竞争，指责中国为一些所谓“无赖国家”、“独裁政权”撑腰，更有甚者，要中国对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负责。凡此种种，预示着伴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利益联系的拓展和影响力的扩大，中美在某些地区的经济、政治、战略利益上的纷争会有所加剧。

第四，随着世界范围内对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关注力度的增大，未来的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将它们置于美国外交日程上更为优先的位置。这很可能预示着中国将会面临来自华盛顿的更大的压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能源和环境的制约会越来越强烈，而来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只会加剧这种制约。在某些情况下，中美的分歧可能会变得尖锐化。

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出现多边问题双边化的现象，比如，应如何推进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联合国该如何重新确定对主权国家内部问题的干预形式和力度？如何确定新的世界贸易规则？如何推进国际军控和裁军，等等。

总之，在未来，中美关系的特点依然会以务实合作为主轴、不会大起大落，但将长期面临互信不足的问题。增加互信需要中美增加对话、加强合作，更需要各自审时度势作出明智的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