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打断了中美间原有‘恐怖平衡’，让双方都意识到调整的必要性——中国不能再依靠过度的出口而拉动经济增长；美国也不能依靠赤字型的消费来推动GDP。

金融危机使得中美关系出现了显著的改变。具体地说，中国的实力相对于美国在上升，而美国的实力相对在下降。同时，这样一个黯淡的大背景迫切要求中美两国通过合作来互相取暖，以共同应对危机。基于这些改变，有学者认为，以往那种美国主导而中国被动应付的中美互动关系出现了重新平衡的迹象。

这里的问题是——假如金融危机确实带来了上述改变，中美关系会因此而真正实现平衡吗？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根本上，中美关系的未来失衡，既不是因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思维，也不是中国打垮美国霸权的“雄心壮志”——无论是冷战思维或是雄心壮志，都只是必须依附于国家物质和实力对比的理念性因素——而是中美关系过去赖以维系的现实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变化，而一味强调经验或者战略，既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也不利于维护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

这种根本性变化的关键诱因，在于中美互相需要的互动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回顾中美建交30年的历史，主要有两大因素维系了中美之间的（脆弱）平衡：外部共同威胁和彼此经济需要。

外部共同威胁是冷战期间中美平衡的主要动因，苏联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催化剂。随着苏联解体，彼此经济需要逐渐成为中美平衡的最大维系力量。特别是以发展经济为最高目标的中国对美国市场的极度需要，成为促使中国必须注重美国的利益关切，从而更多的是通过容忍和妥协的方式维护了中美之间的平衡。

到后来，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中美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平衡形式——“金融恐怖平衡”，美国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来弥补国内财政赤字。与以往的平衡相比，这种平衡显得更为对等，但也仅仅是显得而已，因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所需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之一，仍然是来自对美的外贸顺差。如果美国限制中国的对美出口，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大为缩水，从而丧失金融恐怖平衡的资金基础。

所以，究其根本，这种平衡仍然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种所谓的平衡其实也不是一种实力上的平衡，只是表现为关系稳定的一种相互需要而已。

金融危机则很可能打断中美之间的上述原有“平衡”。这场危机让中美双方都意识到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中国不能再依靠过度的出口而拉动经济增长；美国也不能依靠赤字型的消费来推动GDP。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中美双方各自采取了目标一致但政策相反的行动。中国有意减少出口扩大内需，而美国重点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有意思的是，中美不仅仅单独行动，两国还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制度来强化和监督这种模式的调整。

当世界经济和中美经贸在这种调整之下而逐渐告别失衡而获得平衡的时候，中美关系却可能从某种程度的平衡而走向严峻的失衡。按照上述中美正在进行的模式调整，未来的趋势将会非常明朗：将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需要将会大为减少，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资金的需求也会减少。

事实上，这种调整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可以佐证的是，仅仅在过去的一年之内，中国（对美）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显著降低，而内需的作用大幅上升。与之相呼应的，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也从1%左右上升至5%。这意味着中美在冷战结束后基于市场基础上的彼此经济需要这一纽带的重要性将大为降低。

一旦失去了旧有的支点，中美关系能否继续保持平衡以及基于这种平衡的稳定，并不是十分确定。作为大国，中国和美国不断寻找并适应新的平衡模式，在过去30年里也确实获得了表现不同且程度不一的平衡。但平衡不会一直存在，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30年只是短暂的一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或许失衡才是常态。我们是否客观地承认这一点并准备好了去面对呢？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3/node103/userobject1ai18678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