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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可以在以下三个领域拓展合作的空间：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与平衡的增长；达成创建新的生态环境的全球共识。

对中美两国来说，彼此互动不仅是为了捍卫和追求各自的核心利益，也是为了扩展它们的共同利益。未来十年，如果北京和华盛顿能够在一些重要的问题领域展开卓有成效的合作，并大力拓展它们的共同利益，那么中美伙伴关系的前景将会变得更加光明。

两国应当拓展在哪些问题领域的合作呢？务实地看，这些问题领域应该满足以下条件：重要的地区或全球挑战；中美能够在这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解决或管理这些问题方面，北京和华盛顿拥有共同的利益；最后，不存在重大的妨碍中美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的分歧。综上所述，笔者建议中美可以在以下三个领域拓展合作的空间：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与平衡的增长；达成创建新的生态环境的全球共识。

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

朝鲜半岛问题既是重大的地区问题，（就核不扩散而言）也是令全球头痛的难题。实现朝鲜半岛持久稳定的和平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那么，怎样才能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呢？

从观念上讲，以下准则值得注意。

首先，需要重视朝鲜问题的大的背景和深层矛盾——冷战格局的延续和半岛机制化和平的缺失。前者是后者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擦枪走火，包括“天安舰事件”，也是同样的道理。

其次，外交途径优先于军事手段。

再次，接触与激励优先于制裁和施压。

从操作层面上讲，朝鲜战争的参战四方——中国、美国、朝鲜和韩国——应当重启“四方会谈”进程。1997年12月到1999年8月，四方曾经举行过这样的会谈。“四方会谈”（FPT）应该聚焦于缓解半岛紧张局势并以正式的和平机制取代1953年签署的停战协定。这一机制将正式终结半岛的战争状态，并使有关各方放弃在未来以武力解决半岛争端。在这一进程中，中美两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从提出倡议，到重启谈判，到帮助设定议程，到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再到最后签订新的和平条约。

同时，六方会谈（SPT）可以继续在无核化问题上发挥作用，虽然其影响会大不如前。2007年7月，与会六方一致同意成立五个肩负不同使命的工作组：无核化、经济和能源合作、朝美关系正常化、朝日关系正常化，以及东北亚和平与安全。其他工作组可以继续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运作，但和平与安全工作组的职责可以转入四方会谈的进程。

随着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双管齐下，中美在朝鲜问题上领导的国际合作将不仅致力于解决核问题，还将涉及建立和平机制等更广泛的问题。在后一个问题上的努力将有助于减轻朝鲜的安全顾虑，并促进核问题的解决。

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与平衡的增长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实现强劲、可持续与平衡的增长，是各国在G20匹兹堡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为达到这一目标，中美两国有必要齐心协力，同舟共济。

首先，中美两国各自都应该做出一些重大调整。就中国而言，它应该继续扩大内需，以转变其长期依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国也有必要增加其经济的科技含量并逐步减少低端制造业的比重，后者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并严重污染了环境。就美国而言，引导民众增加储蓄、减少负债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奥巴马政府已经意识到的，美国也有必要增加实体经济的分量，减少对虚拟经济的依赖。

在双边关系中，中美两国都应该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诱惑。

直接投资也是双边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的投资者看来，美国的投资环境并不十分理想。考虑到美国从中国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实际和潜在的收益，比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减少双边贸易失衡，中国的投资者应该得到美国的鼓励，而不是制度上或文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钳制。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控制是另一个需要改善的双边问题领域。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然而，随着中美关系在1970年代出现转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也进行过多次调整。近年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部分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强化了对华出口管制措施，部分是由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愈加严重。奥巴马政府暗示将会评估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并适当放松部分对华出口管制措施。然而，这一进程进展缓慢。事实上，放松出口管制无疑将有助于增加美国对华出口和减少贸易赤字。同时这也将释放出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华盛顿正在认真谋求发展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在多边领域，中美两国应当在后危机时代共同推动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包容和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并且维护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话语权，改进现有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在这方面的持续进展主要归功于中美之间的有效合作。中美继续紧密合作推进G20机制化建设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双方应当确保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创建一个新的生态环境

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创建一个新的生态环境方面，中国和美国毫无疑问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行为体。

与其陷入纷繁复杂的具体分歧并试图解决之，笔者更愿意抛砖引玉，或许可以帮助两国在未来展开更有效的合作。

首先，在采取减排行动时，中美两国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对中国来说，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源于其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确保其减排责任不会影响到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对美国来说，它的总体排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而在这方面做出调整不会对它的经济增长构成重大威胁。这一差异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难以确定其排放峰值年限和减排目标。

其次，虽然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在评价它的减排努力时应该同印度或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作比较，而不是以欧盟或美国作参照系。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在减排领域的确是最积极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努力应该得到发达国家的回报。这种回报包括财政援助、科技和能力建设支持，以及市场准入奖励。这将有助于激励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领域以中国为榜样。

第三，被普遍认为具有进步思想和改革雄心的奥巴马政府应当在国内和国外同时采取更认真的举措。比如在国内推动国会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在国外为减排得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科技援助。

最后，中国应该更清醒地意识到它作为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地位，和它作为国际社会主要大国的作用。除了在国内努力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北京也应该更积极地推动国际社会在重建生态环境上达成共识。一方面，中国应该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磋商，并且在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也应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世界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并协助双方解决分歧，达成谅解。总之，中国应当引领发展中国家，安抚发达国家，并催生一项新的国际减排协定。

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双方在构建新的生态环境中的领导作用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建设一个新的生态环境不同于传统国际政治的主题，但对世界的益处是普遍而持久的。

如果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能够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影响，那么有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鉴于中国迅速跃居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舞台，以及一系列全球性挑战的接踵而来，中国和美国必须成为真正的伙伴。这不是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或传统的地缘政治利益，而是源于全球治理的共同需要。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应当组成诸如G2的正式集团，但是它们确实需要通过坚实和持久的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卓有成效的领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