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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如何受到世界的欢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吴心伯教授指出：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全球化浪潮和世界多元化趋势将持续下去，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这就令发展模式的转变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就应该在引领价值观转向方面做出贡献。

吴心伯认为：中国应该发挥崛起大国的道德引领力作用，通过外交实践和外交博弈让自己提出的理念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认同，影响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改变，最终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价值：

中国崛起中的道德溢价

《21世纪》：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外贸、外交等领域进行决策时，应该如何考虑“道义”的分量？

吴心伯：“道义”的分量实质上还是软实力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亲和力。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在这个背景下，着重考虑在对外经贸和外交决策中的道义因素，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现在的中国与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既要考虑“谋于利”，也要考虑“止于义”。

第二，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中国在进行政治经济外交决策之时，要充分考虑对世界的影响和外部的反应。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都不一样，我把中国称为“新型大国”。因为中国是通过和平崛起，而不像以往一些大国那样是依靠战争和暴力崛起。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进步的理念，把自身的发展同人类的进步相结合。

从这三方面来看，中国今后在对外经贸、外交关系决策中，“道义”的因素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发出“道义”主张

《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崛起中的国家，能够在引领全球的道德和价值观方面有什么作为？

吴心伯：中国肯定会引领新的国际价值观。现有的很多国际规则都是由西方国家主持制定的，现在中国开始进入国际舞台的核心，所以在规范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首先要反映中国的利益和诉求。第二，中国在提出自己诉求时，也会考虑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这是长期以来为西方国家所轻视的，因此新的国际规则会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烙印。比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与西方国家要求的“共同责任”区别开来，这个理念现在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上公认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实际上就给了中国话语权，是中国树立的一个“理”，以后中国就可依靠这个原则来“据理力争”。

道义由谁而定？

《21世纪》：在国际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定义“道德”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经济、外交、安全等各个领域又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吴心伯：在国际社会中，道德主要指公认的国际政治规范和伦理。国际社会中的道德在不同领域也有具体体现。在经济领域，道德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为少数人积累财富服务。要保护环境，经济发展不断开发新的技术，以新技术推动社会进步，在国际经济交往层面上则强调合作共赢。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道义。

在外交上，道义体现为奉行和平、合作、大小国家平等、多边主义的理念。

在国家安全领域，“道义”就体现在一个国家应该追求“相对安全”，而不是像美国那样追求“绝对安全”。美国追求安全最大化，追求百分之百的安全，这就意味着置其他国家于百分之百不安全的境地。你的安全如果是以牺牲别国的安全为代价，那就是不道德的。

中国更强调“相对安全”，就是不单要考虑本国的安全，同是要兼顾他国的安全。中国也提倡“合作安全”的模式，各国通过合作来谋求安全，而不是通过扩充军备、军事结盟等形式来谋求军事上的安全。

《21世纪》：具体说，中国在各领域提出哪些引领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吴心伯：从国内层面上，中国这几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理念。在国际层面上，中国强调“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2009年《瞭望》杂志发表的文章《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已经对于中国在价值观引领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些总结。政治上，中国提倡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中国强调互利共赢。文化上，中国首先提倡文化多样性，其次提倡各个文明共鉴，相互学习。在国家安全上，中国提出新的安全观“互信、互利、合作”。在事关生态环保的气候问题上，中国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概念。

《21世纪》：横向对比来看，中国主张的这些“道义”理念和价值观是否具有足够的普世性？

吴心伯：中国提出的理念包括两个层次，它首先反映了对理想的国际秩序的期待，包含了理想的色彩。比如中国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些理念不一定能马上实现，而是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

其次，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也是基于这些理念来制定和推行的。这些理念涉及到中国和西方主要大国的博弈，并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中国在博弈过程中不断地积极推广这些理念，通过外交实践和外交博弈让这些理念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认同，影响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改变，最终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价值观。

后工业化时代

中国引领价值观转向

《21世纪》：纵向来看，在不同国际环境和不同历史阶段，国际社会道德和价值的诉求可能有所差异。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如何来引领当前和未来的普世价值观和道德观？

吴心伯：面向未来的普世价值观和道德观，这由中国如何看待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而定。目前有三大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首先，全球化趋势会进一步发展，国家之间互动会越来越频繁，互相依赖越来越深。第二，尽管各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 世界正在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第三，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会更加突出。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主要反映的是西方的因素，全球化体现为美国化，反映单极世界的特征。但今后二三十年，美国对世界各个领域打下的烙印会越来越淡，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现在已经很明显，政治上同样会出现多极化格局。

《21世纪》：基于你所说的这三个趋势，中国应该提出哪些引领性的价值观？

吴心伯：第一，全球化的发展，需要更好解决国家利益的协调问题，这与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和竞争不一样。在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方面，中国主要提倡“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强调的“力量的平衡”，即以国家力量的大小来决定利益分配。“力量的平衡”会导致国家之间冲突不断，因为随着国家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各国势必不断重新界定利益分配。

第二，中国早在古代就强调“天人合一”的理念，工业化的发展更多的是强调人怎么样来改造和征服自然，向自然不断索取，到了后工业时代，则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更多强调人的欲望和消费要与资源的有限性保持健康的平衡。不能无限制地为了利润去刺激人的欲望，相反，要去调节、约束和引导人的欲望。在这方面，东方智慧将大有用武之地，强调回归自然的简朴的生活——“小即是美”。

第三，要强调文明之间的互补，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向前发展。

《21世纪》：中国应该如何在国际社会上推广这些“普世价值观”，去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可？

吴心伯：中国首先要身体力行，中国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调整，同时也要倡导新的生活方式，比如引导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观，探讨健康而进步的生活方式。

第二，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增加我们的话语权，不断去提倡这些价值观，才会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