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在国际话语平台上的影响力关系到中国软实力的发挥，但在当下国际话语平台上，中国话语的效果受到两个主要的结构性制约。一是政治上的，由于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西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总是倾向于认为中国对外发出的声音都出于宣传需要。其次，当今国际话语平台是由西方主导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语言、人力、物力等方面拥有优势，这使得中国发声的渠道被边缘化。

尽管如此，在中国崛起和全世界都关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国际话语平台客观上给中国创造了提升其话语影响力的机会，因此，在大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在策略上做出改进，以有效打造中国话语的权威性。

首先是第一时间发声。人们印象最深的总是最先听到的，不管其真实性如何。但是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反应往往是迟缓的（这与近年来在报道重大国内问题上的快速反应形成鲜明对比），总是比西方慢一拍甚至几拍。等到中国发声，西方的观点已入耳入脑，主导了人们对事件的认知和思考。以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为例。会后西方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把中国描写成导致峰会失败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对一些细节的描写（诸如不辨事件真相一味地抱怨中国只派一位较低级别的官员出席一些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磋商会等）更使这一说法显得有根有据。然而中国对这些歪曲事实的报道没有及时做出反驳，其结果是中国的形象被越抹越黑。等到数月后中国再来澄清真相时，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度已大大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声音的影响力下降），不仅如此，一些外国朋友还大惑不解： “既然中国觉得被冤枉了，为何不早讲？”也许中国觉得谣言止于智者，一些外媒的不实报道不值一驳；也许觉得要给一些当事国留面子，不能伤了和气；也许中国的文化就是含而不露，不点破，不揭底；也许……但是这件事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国际话语平台上，做谦谦君子就会吃亏，凡事要早发声，敢发声。

其次是要多渠道发声。除了政府有关部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达立场外（这方面近年来在制度上和能力上都有很大的改进），还要给中国的媒体提供素材，让它们进行深度报道。现在中国媒体在国内问题上对政府官员进行深度采访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在国际问题上能对相关官员进行专访的还很少。美国的主流媒体常常有机会对政府官员进行专访，获得独家信息来源，报道刊发后被国外媒体广泛转载，美国的话语影响力就这样滚雪球般地扩大。由于前面所讲的意识形态原因，中国官方信息的权威性常常受到怀疑，而中国媒体又没有任何获取独家信息来源的机会，这样他们在报道中国立场时相对外国同行没有任何优势，这显然不利于中国话语权的扩大。政府部门除了要经常给中国媒体“喂料”外，还要给中国学者吹风，让他们在与国外同行对话时有话可讲。学者往往被认为有独立判断和理性批判精神，持论比较客观公正，因此其观点比政府的声音可信度更高。政府主动向他们提供关于事实真相的信息和对中国立场的解释，经他们之口说出来，会更有说服力。

第三是要讲真话。由于一些西方人士的偏见，中国政府的声音往往被认为都是宣传，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只要我们不断提供真实的信息，并积极创造条件让外媒检验其真伪，中国话语的信誉度就会不断提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还是要实事求是地处理。在真相还未完全明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如果后来发现先前提供的信息有误，要及时更正，而不是试图掩盖，这样只会提高而不是削弱中国话语的信誉度。如果有些东西通过官方公布不合适，那么中国媒体就可以派上用场，通过它们的深度报道将真像公之于众。讲真话还包括坦承我们工作的失误和不足，向世界介绍中国并不是只讲正面，不讲负面，事实上，避谈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或人们不知道，而实事求是地谈一些不足之处恰恰会提高我们话语的整体可信度。

最后要注意表达方式。面对国际话语平台，不是向群众作报告，也不是向领导汇报工作，内容要平实，让外人愿意听，官话、套话只会削弱你的话语可信度。表达方式要灵活，要风趣幽默。有时聊天式的娓娓道来比宣读声明式的慷慨激昂效果更好，义正辞严的反驳不一定比机智的反问或巧妙的比喻更有说服力。改善表达和沟通效果还需要我们熟悉对方的历史和文化，因为借用对方熟悉的事例和谚语能够大大缩短对话的距离，增强对方对我方立场或关切的理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