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9年中美关系呈现的是积极与合作的一面的话，2010年的中美关系则充满了摩擦与博弈，展示了新形势下双边关系的老问题与新特征。

美国对台军售是老问题，奥巴马政府只是萧规曹随，不准备突破这一困扰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障碍。奥巴马会见达赖，是美方在西藏问题上的一贯政策立场，但在中方看来，则是中美在西藏问题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分歧。美国在“天安舰”事件上与韩国联手、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挺日，是美国长期奉行的亚太同盟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安全思维和安全行为仍带有冷战烙印。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2010年美国在参与亚洲事务上表现积极，如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正式加入东盟峰会，以及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加强双边关系等举措，固然有美国自身的利益考虑，无疑也有制衡中国的政策动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始终关注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从克林顿政府的“防范”战略到小布什政府的“避险”战略，美国注重的是安全手段，包括单边的军事部署、双边的安全同盟与安全伙伴安排。奥巴马政府的“制衡”战略则注重外交手段，强调双边伙伴关系的拓展与多边机制的运用。

即使在经贸摩擦这个老问题上，美国的关切也透露出新内涵。以前无论是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还是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美国关注的主要是中国是否按照规则办事、贸易行为是否公平等。现在美国的关注不仅聚焦这些问题本身，还上升到结构性层面，关注中国何时超过美国、中国是否正在有计划地削弱美国经济竞争力这些带有战略意涵的问题。笔者最近访美期间，明显察觉到美国朝野人士都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令他们不安的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不可阻挡并将在不太远的将来超过美国这一前景，更有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支撑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等要素每况愈下的现实。正是这种心理使得中美经贸摩擦复杂化，给正常的经贸纷争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特征。

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处理越来越强调规则的修改与制定。在对台军售和西藏问题上，过去不合理、不正常的规则要修改，因为它们已不适合中美关系的新现实。虽然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博弈具有竞争性，但从更广泛视野看，修改规则不只是对中国有利，也对美国有利，因为在中美经贸依存度加深、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与此相比，美国打台湾牌、西藏牌的政策红利正变得越来越有限。

在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新问题上，中美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制定新规则。由于两国在国际金融秩序和全球生态秩序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他们博弈的结果攸关新的游戏规则形成。对中国来说，新国际金融秩序应反映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并体现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原则；新全球生态秩序在推动各国共同创造更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必须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发展需求。由于中美在这些新问题中的巨大利益和责任，他们的博弈本质上是合作性的。尽管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交锋不可避免，但最终他们除了达成共识，别无选择。

中美之间的博弈正变得越来越频繁。不管是竞争性博弈还是合作性博弈，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实力地位的改变，没有不断增长的可观实力基础，中国就没有资格和资源来与美国博弈。

随着中国在对美互动中地位的改变，中国应更加注重博弈的技巧。博弈不仅是为了处理一个个特定的关切，也是要塑造更健康、更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要善于通过娴熟的对美外交引导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美国外交行为。

最后，中美博弈不仅涉及中美双边事务，还会越来越多地涉及地区和全球问题，因此，中国在对美博弈中还要考虑到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责任。对于双边的竞争性博弈，要防止其负面效应外溢到中美在多边问题上的合作；对于涉及多边问题的合作性博弈，要善于妥协，确保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