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结果即将揭晓，无论谁胜出，中美关系均是新一届美国行政部门对外关系中的重大关切。其直接证明便是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第二次大选辩论中22次提到中国，在第三次辩论中则32次提到中国，而且，中国还成为第三次辩论的五个议题之一。

自40年前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来，中美关系已从上世纪70年代单一安全利益的关系走向合作领域广泛、层次深入、利益交叉的全面建设性合作关系，有这么多的共同利益又有这么多分歧。在此背景下，尤其在面临美国大选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正经受着新一轮的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其盟国的贸易大战、外交分歧不断，但从未影响它们的军事关系；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中美军事关系却正相反。当两国关系改善时，最晚好转的是军事关系；而当两国交恶，最先牺牲的则是军事关系。特别是1989、1995、1999和2001年四次危机以及历次美国对台军售，均使两国军事关系陷于停滞。

中美军事关系易受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国间的不信任以及双方安全认知上的差异。1996年台海演习后，美国国防部已完全把中美军事问题“政治化”，认为北京迟早要对台湾动武，并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不解。在美国看来，中国军事透明度低，因此难以确定中国是否要驱逐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加之中国核武库的现实威胁，从而心存疑虑。

中美在军事体制上存在四大沟通误区：第一，美国军队由文官领导，军方有相当自主权；第二，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军事关系是与若干相对较弱小国家（邻国）结成，而美国军事关系则由盟国与非盟国构成；第三，中国人的哲学是弱者不应向强者开放，而在美国看来沉默有时是一种不合作；第四，中国是原则导向，而美国是行动导向。

目前，中美军事关系发展主要有两大障碍：第一，双方的“信任赤字”。美国认为中美在外交、经贸领域中有战略利益，而在军事上几乎为零。美国向中国周边90%以上的国家出售武器，却害怕中国从两国军事交流中获益，这显然源自其深刻的“信任赤字”。同样，中国对美国卷入中国周边冲突也甚为忧虑。第二，台湾问题。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制约中国，加强台湾防卫能力的趋势有从量变到质变的危险。

中美军事关系发展受制于政治关系，这是客观事实。未来出路之一，是建立两国战略稳定、危机处理、信息传递等固定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高层军事交往。建议双方成立类似中美商贸联委会这样的双边军事协调机制，努力减少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判，消除敌意、建立信任，避免在追求正当安全利益的同时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进而相互保障最根本的安全。缺乏正常军事交流的中美关系是不稳定的，也无法维持亚太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妨碍中美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

中美双方都有一个“再认识”（re-understangding）问题，但意识形态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死结。美国不少政客、民众从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看作一个意欲挑战现状的共产党国家；而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将美国等同于“霸权主义”。所幸的是，两国国内的这些声音并没有主导中美两国官方的言行，也没有左右高层决策。意识形态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死结。事实上，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及双边经济纽带和社会文化交往的加深，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或有减弱迹象。

美国和中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基础之所以脆弱，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不均衡、不对称的关系。处于弱势的中国，应学会在与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打交道中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当下正处于美国对中国进行长远判断的关键时刻，美国对美中关系和中国崛起都是从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和全球部署的大格局来思考的，必然包含着要抑制中国和准备应付将来中美交锋的成分。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过程，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未来发展与美国的全球地位究竟构成一种什么关系，亟须我们长远的战略考虑，我们对美的基本策略则一直是相当清晰连贯的，即增强合作、减少麻烦、和平竞争。

虽然中美关系问题重重，但两国都有太多的理由，把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置于坚定的轨道之上，同时有必要加强国内政治领导，多强调双边关系中的积极方面，以应对未来数年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