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报”发表40年来，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双方从经济上互不依赖向依存度极高发展，并从不平衡向逐渐平衡的方向发展。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存度依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中国。一方面廉价的中国消费品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美国的物价指数，抑制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中国购买的高达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流动性，缓解了美国债务压力。此外，中国市场已从过去的潜在市场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市场，成为美国奥巴马政府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中国也成为走出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希望。即便是美国的高科技行业，由于其上世纪90年代的繁荣已一去不复返，而中国的IT市场则方兴未艾，因此，美国跨国企业发现只要能在中国打开产品销路，就能提升国际竞争力。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关系在相互依存度加深的同时，负面因素也在增多。近年来，双边经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显著上升，具体表现为：第一，经济摩擦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政府之间），而且发展到微观层面（企业之间），那些原先积极推动中国入世、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企业发现它们与中国同行在知识产权、出口管制和贸易保护主义上的竞争日益激烈，中美许多行业以及企业之间的摩擦加剧；第二，美国众多机构加强了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和遵守国际规则的监督并提供相关数据作为美国政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第三，以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为代表的美国机构和相关人士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经济安全甚至整体安全的影响，极力夸大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欲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弄清问题的根源。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例，中美双方对此有不同理解。美方认为原因在于人民币币值过低、中国对出口产品提供政府补贴、劳工权利保护不够等。中方则认为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后果，如储蓄和投资相关性、劳动力和投资配置的国际差异等等。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重的：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1996年的40.72%，2000年达47.97%，2006年更是高达70％；国际资本流动反映在贸易上的结果，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维持大体上的平衡；美国实施对华出口管制，制约了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商品的对华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与2001年相比，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增幅比德国低287个百分点，比日本低100个百分点，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所占中国高技术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8.3％降至9.1％，如果这个比重目前仍保持在18.3％，美国对华出口至少可增加700多亿美元。

当然，经贸摩擦的增多正说明中美相互依存度的加大，逐步消除这些摩擦可使中美经贸关系得到更快发展。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虽能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但良好的经贸关系不一定理所当然地转化为良好的政治关系。美国目前有不少人怀疑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全球GDP中，2004年美国的份额是20.9%，中国为13.2%；到了2006年，美国的份额降至19.7%，中国则升至15.1%。短短两年内中美差距就缩小了3.1个百分点。虽然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的GDP不是现实的国力，但是它反映了未来的发展实力。现实中，中国的GDP也确实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眼中，中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就未来而言，中美经贸关系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共同利益框架。所以，中美双方不仅应该在传统经贸领域，而且应该在非传统经贸领域加强合作，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这样，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就具有了持久的推动力。如同安全领域区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部分一样，经贸领域同样也有传统和非传统经贸领域之分。传统经贸领域指的是商品贸易、市场准入、服务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而非传统经贸领域则涉及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储蓄与社会保险，教育，劳动力问题，环境保护，医疗保健等等，其范围更为广泛，合作空间更为巨大。而且，在非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之加强，或许可以有助于双方在传统经贸领域减少摩擦，降低猜疑。

中美双方应从维护两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合作，避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各种问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