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的主旨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些安全话语再次表达了体现着中国视角和创新价值的亚洲安全观，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安全政治及战略思维的发展，而且是对不断变化的亚洲和中国本身作出了回应，构成当代中国安全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结束后，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新的机遇和挑战促使中国领导人拓展视野，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思考、处理全球和亚洲安全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下“大同”及“和谐”理念给当代中国外交思想提供了启发。不同时期中国外交决策层对亚洲乃至全球安全政治的思考和阐述——无论是20 世纪90 年代提出的“新安全观”，21 世纪初倡导的“和谐世界”，还是当下强调的“共同安全”，不仅表明当代中国安全政治话语具有连贯性和时代性，而且体现出这套话语系统所包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亚洲安全应该建立在共同安全的基础上。所谓共同安全，乃是每个国家的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作为一种新型的亚洲安全观，它不同于传统上把安全视为排他的、以牺牲他国安全利益来实现和确保自身安全利益的旧安全观。新安全观的核心是倡导国家之间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关系。它超越冷战思维，摆脱意识形态对抗，放弃传统观念中的相互猜疑和丛林法则，进而强调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亚洲社会的平等成员，享有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并在国际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内政，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和矛盾，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第二，亚洲安全应该是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安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政治和军事方面，还包括经济、文化、信息和环境等领域。一方面，传统安全威胁继续存在着；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难题不断构成严峻挑战。因此，任何单一国家都无力独自处理这类威胁或挑战，而必须采取合作措施，制定共同战略和目标；国家之间采取不敌视对方的态度；任何国家都不应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在国家互动中，亚洲各国应超越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建立合作机制，包括强有力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致力于以有意义的沟通和对话方式处理安全政治难题。

第三，亚洲安全应该是可持续的安全。现在的亚洲在一定程度上还遗留着冷战产物，亚洲安全有必要超越传统上仅关注军事同盟、军备竞赛的狭隘思考。历史告诉人们，基于军事同盟、以军事武器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既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也无法给亚洲带来持久和平。把确保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指望“托付给”地区之外某个占主导（核心）地位的单一力量是危险的，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单一力量的相对衰弱乃至崩溃，都会给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东北亚地区已经有过这种历史教训。

因此，有必要寻求确保亚洲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新途径。一个可选择的新途径是，建立呈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安全合作以及政策协调机制，通过多边、多层次、多渠道的互利合作确立持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在这个进程中，亚洲各国的相互合作和协调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彼此之间更愿意以非暴力方式处理争端和分歧。

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各国应学会彼此信任、相互宽容和忍耐，并将分享的规范、身份、利益和价值应用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正是这些有可能构成亚洲持久和平及稳定的基础，因为它们是源于平等基础上的亚洲意识和集体身份的建构。亚洲国家学会共同应对全球及地区挑战，增强在处理全球及地区政治和经济难题过程中的合作能力，使亚洲的事务由亚洲人决定和处理。一种呈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安全合作以及政策协调机制，有可能给亚洲带来更为良性和公正的安全环境。

可以说，面对日益具有挑战性的全球及地区安全政治环境，中国外交不断重铸着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以应对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所呈现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应该承认，当今亚洲安全环境错综复杂，存在着不同的、彼此竞争的安全观。中国传统文化既重视“善”、“礼”、“义”等价值，也提出“文事武备”的辩证思想。因此，倡导亚洲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调和对话，决非意味着忽视物质力量在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当今亚洲安全政治更需要强调这样一种观念，即亚洲国家乃是“命运共同体”，他们需要打破旧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安全困境”枷锁，通过建立呈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安全合作以及政策协调机制，以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冲突和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