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断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之际，美国也在加快《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谈判进程。严格来说，亚投行和TPP不属于一个层面的议题。亚投行属于金融领域议题，与亚投行相对应的应是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TPP属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范畴，与TPP相对应的则应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考虑到无论是亚投行，还是TPP，都是大国推动并且主导的区域经济倡议，将深刻塑造地区经济体系的发展，因此两者具有了一定的可比性。
TPP很大程度上是“奥巴马造”
TPP对于美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在TPP提出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对其加以解释，试图淡化其战略色彩，但是现在不少美方高级官员已经公开宣称TPP的战略属性。例如，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数天前的演讲中就明言TPP具有广泛的战略意义，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关键。为了重返亚太战略的真正实现，美国需要推动TPP早日达成。尤其是在亚投行成员国不断增加、地缘影响不断扩大的背景下，TPP对美国而言有着特殊意义，是其地区经济影响力的试金石。假如TPP能够尽早结束谈判，将会有助于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其与中国在各项区域经济合作倡议中竞合的信心。
特别是对奥巴马总统而言，TPP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其外交遗产。由于是在奥巴马第一任期正式宣布启动了TPP谈判，因此TPP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奥巴马造”。如果TPP成功，将是其光辉政绩；如果TPP失败，将成为其烂尾工程。从奥巴马政府的角度，TPP越早达成越好。奥巴马总统本人甚至在2013年、2014年分别宣布过TPP将于当年年底前达成。显然，奥巴马总统是过于乐观了。虽然按照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新闻稿，每一回合的TPP谈判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实却是TPP目前仍TPP对于美国或者是奥巴马总统个人，有着如此重要的的意义，却迟迟不能取得最后的突破，内部和外部障碍都有，并且长期存在。
主要障碍来自国会与日本
TPP的内部障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历史看，顺利的自贸协定谈判离不开国会提供贸易促进授权。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某一时期的自贸协定谈判上大有斩获，贡献了美国绝大多数的自贸协定，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国会给予了授权。
而奥巴马迄今还未能达成任何一个双边或者多边自贸协定，症结也在于国会未曾通过授权。国会授权与否，首要的考量因素是党派政治。如果总统和国会的多数党同属一党，或者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关系和谐，总统更容易获得国会贸易促进授权。不幸的是，2010年之后奥巴马大力推进TPP谈判的时期也是共和党全面控制国会的时期。更为不幸的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明显，两党对立情绪严重。共和党把贸易促进授权看成是用以制约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博弈工具。奥巴马政府越是渴望获得贸易促进授权，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越是不会轻易给予。TPP的谈判伙伴也深知，没有贸易促进授权的自贸协定谈判理论上都可能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谈判，即使费尽气力和美国政府辛苦谈判，谈判成果也可能遭到国会的修改、甚至否决。既然如此，那为何不在美国政府获得授权后再认真对待。
从TPP的外部障碍因素来看，主要是一些成员对于本国经济和行业利益的争取。如果从和美国的贸易关系进行分类，美国之外的11个贸易谈判国有两类。一类是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等6个已经和美国订立了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一类是尚未和美国订立双边自贸协定的日本、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新西兰等5个国家。由于那些已经和美国订立了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此前与美国就基本上解决了贸易敏感议题，因此TPP谈判的阻力主要来源于第二类国家，特别是日本。日本政府面临巨大的国内贸易利益集团压力，希望维持对大米、小麦、牛猪肉、乳制品和白糖等五种产品的高关税，但这又遭到了美国和其他TPP谈判国的拒绝。受制于日本的坚决立场以及谈判各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僵局，TPP无法取得突破。
问题在于，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从地缘政治来看，日本是美国TPP倡议毫无争议的关键成员。美国面临TPP谈判中的“日本悖论”：日本确实拖累了TPP的总体谈判进程，但是没有了日本的TPP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地区贸易协议。美国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安倍政府保持密切合作，期待其能挣脱国内政治约束，助力TPP谈判成功。
TPP对华制约力大为削弱
总体上，由于有了美国政府的强大政治意愿和地缘战略需求，TPP不会像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那样陷入长期的“僵而不死”。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TPP到底何时能够结束谈判？沿循上述对TPP内外部障碍的分析，答案取决于两点。其一是国会何时赋予奥巴马贸易促进授权，其二为美国和日本何时就TPP达成双边协议。
按照美国国会确定的议事日程，4月底、5月初将讨论是否给予行政当局贸易促进授权。考虑到亚投行的“高歌猛进”，加上奥巴马政府的长期游说，国会有可能受到触动，进而基于美国的国家整体战略利益同意进行授权。此外，考虑到安倍4月底将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恐怕是美国和日本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时间窗口。毕竟美日两国政府均希望安倍访美能够取得重要成果。其实，TPP绝大部分内容均已谈判完毕，就缺乏临门一脚的有利时机。由上述分析来看，内外部时机似乎已经成熟，TPP最早在今年上半年达成还是有可能的。
不过，即使TPP在今年达成，其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已远非数年前美国初提TPP时可比。首先，中国经济实力在过去几年已经有了显著提升，对外贸易多元化进程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国际和地区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抵御TPP负面贸易转移效果的能力大为增强。其次，中国近年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主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构想，包括“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这些战略构想的稳步突进使得中国的地区经济塑造能力获得长足进步，化解了美国TPP所产生的经济和战略压力。再次，中国在2014年已经和韩国、澳大利亚结束了双边自贸协定的实质性谈判，中韩和中澳这两个中国参与的重要自贸协定有助于削弱TPP的排他性。而从亚投行的案例看，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并不会完全追随美国，真的把TPP打造为针对中国的抗华贸易集团，而更多的是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
中美经济规则之争
从亚投行和TPP来看，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以规则为核心的地区经济机制竞争。对经济规则的塑造能力在以往也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的短板所在。有不少分析曾主张，由于中国在主导国际经济规则中的弱势，美国将可以通过打造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来“规制”中国。TPP就被视为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为避免被规制，中国则应选择尽早加入TPP。
然而，从亚投行和TPP的实践来看，对于这点恐怕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可能在具体规则上无法达到美国在TPP中所推崇的“高标准”，但是从更为重要的机制合理性和普适性而言，中国推动和打造的亚投行等新经济合作机制对于亚洲国家更具有吸引力。首先，亚投行是着眼于地区经济发展，而TPP强调经济规则提升。从亚洲国家经济现状而言，发展的排序显然要优先于规则。其次，亚投行推崇包容和开放，成员不断扩大，而TPP是封闭的，主要是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游戏。再有，亚投行是福利创造型的经济机制，能够为成员国及其他国家带来新的经济福利，而TPP是福利转移型的经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非TPP成员的经济福利为代价的。这其中甚至包括在TPP之外的美国其他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