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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和平问题，指中美两国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共创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所谓发展问题，指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是否能通过互利合作为中美两国各自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动力。顾名思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从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这两个平行的对话机制很好地呼应了上述和平与发展主题。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迄今为止两国间机制化程度最高、中央部委参与最多、层级最权威和对话成果最为丰富的双边合作机制。机制化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不定期的两国元首非正式会晤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两大交流基础，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前，两国围绕南海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数月针锋相对，中美关系也因此面临着较大的波动。甚至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关系已遭遇“临界点”的观点，认为双方都越来越将对方视为战略对手甚至敌人。但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召开之际，无论是美方政府高级官员，还是顶尖智库专家，又纷纷从建设性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在南海、网络等敏感问题上降温降噪。中方也坦率与美方交换意见，正视美方利益诉求。

为什么准备对话议题时矛盾凸显，而对话即将召开之际又有所缓和？从今年的情况看，可以有两种解读。其一是谈判策略解读。美国试图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更加占据主动权，为迫使中方让步更多以满足美方诉求，美方需要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敲打中国。南海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是美国近期可以借用的两个最佳议题。其二是对话优先解读。这种观点主张南海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确实是美方的长期核心关切。但为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良好氛围，美方决定降低指责中国的调门。中方也为对话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创造有利条件。无论是何种解读，都表明中美战略经济与对话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分量增加，双方都希望借助对话做文章。而且更重要的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召开，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分歧、管控危机的作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时期内的“对话机遇期”。

因涉及主权、安全和政治问题，中美战略对话总体上摩擦更多。这些问题本质上带有传统的权力竞争属性，因而冲突较多，合作较难。与战略对话相比，经济对话侧重于经贸合作，旨在寻找更多合作机会来扩大利益空间。所以，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这一机制的设计精妙之处在于竞争面和合作面都要谈、同时谈。矛盾和冲突并不可怕，只要中美还在谈，并且要通过不断的谈来增进了解，提升信任，扩大共识。战略对话的底线是要稳住中美关系，防止局势失控和系统性的战略误判；经济对话的作用要以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拉动中美关系往前发展，且继续起到压舱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