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关系各领域中，网络问题在极短时间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源于现实世界两国的国际政治地位，还源于二者在网络空间所占据的份额。中美在网民规模、电子商务市场份额、网络政治影响力等方面都举足轻重。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不仅是两国关系在网络空间的映射与再现，还将是一个新型的竞争、冲突与合作的复合体。

一、战略优势竞争是网络空间中美关系基本形态

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全球开放体系，无论从法律、政策还是军事角度看，都还是一个没有宪章定义的领域，无政府状态构成了网络空间中美关系的基础。

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首先是竞争的关系。表现为针对网络空间无政府状态的治理权之争以及战略优势竞争，而后者又包括网络技术优势的夺取、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等等。

网络治理权就在于谁能以何种立场建立一套对自己有利的网络规范，并要求他人依此原则在网络空间里从事活动。网络治理权涵盖其结构、功能、文化三个层面。网络空间结构层面的治理是早期网络治理的重点，如域名管理、IP地址分配等。网络空间功能层面的治理则包括针对垃圾邮件、隐私保护等安全措施与规则等。网络空间文化层面的治理则指更具体的涉及文化的网络空间内容治理。

美国一直谋求掌控制定全球网络空间发展、治理与安全规则机制主导权。尽管2014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将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ICANN)的管理权移交给“全球多利益攸关方”，而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所以这一举动并不影响其在网络空间的实质管理权限。作为信息化进程的后起之秀，中国争取网络空间治理话语权的立场也很鲜明，但是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权方面总体处于弱势。

中美网络战略博弈亦日趋激烈。网络已经成为输出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建立公众互信、协调外交资源、促进国家利益、达到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美国尽管在近年有国力衰落的疑虑，但在网络空间仍然保持全球战略的主动态势，全面展开网络空间竞争与掌控。在网络空间的总体战略方面，中国是后来者，虽然尚未发布成文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说明中国开始重视网络空间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

中美网络战略博弈在具体战术与策略层面首先表现为夺取网络技术优势。美国在网络产品、技术和应用协议等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但也面临着在国家创新能力、增长势头方面的挑战。中国近年来在信息化浪潮中奋力追赶，并在很多网络技术与安全策略方面力求自主创新。其次是网络军事化加速升温，中美网络军备竞赛显现。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军事扩张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网络军备竞赛。再次是中美网络话语权的竞争。从当前国际网络话语体系看，美国的政治话语不仅成为是非判断的事实依据，而且往往带有攻击性，如对“中国黑客威胁论”的炒作。而受制于政治软实力的不足、自主创新的缺乏，中国的网络政治和宣传话语在国际网络传播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和防御态势，并且常遭到合法性的质疑。

二、国家利益冲突是网络空间中美关系直接表现

中美对网络空间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例如经贸领域的政策和技术壁垒、政府行使网络空间管理权的限度、网络监管与审查、互联网自由与基本人权的关系等。产生这些歧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主权与虚拟空间开放性的矛盾，其后果不仅可能对中国的政治稳定构成威胁，而且也放大了中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

网络空间中美关系冲突首先体现在经贸领域的政策和技术壁垒方面。中美在网络应用开放、跨境信息流动监管、数字版权保护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黑客窃取商业机密而导致美国企业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另一方面又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入美国设置各种障碍，针对中国政治安全的信息技术企业商业纠纷政治化倾向和双重标准日趋明显。

在政治方面，网络空间中美关系冲突体现为中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政治图谋和意识形态渗透。他们公开将网络视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源泉”，并在“互联网自由”政策的指导下，从技术、资金以及外交、政治等方面，公开支持和资助某些以颠覆中国政府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鼓励私营公司挑战中国的国内法律的做法，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

在外交方面，网络空间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冲突，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网络活动所导致的外交冲突以及现实外交冲突行为在网络上的体现，可以分为基本理念、政策层面和具体热点问题等几个层面。二是由社交网站的屏蔽等监管引起的公共外交屏障冲突。近年来中美网络外交冲突频频发生，形态多样。一是基本理念层面的冲突，体现在美国将网络自由与人权问题挂钩频频对中国进行施压；二是政策层面的冲突，中国为了国家安全，对外国互联网公司在华运作设置了相应的规章制度，这在美国看来是损害了其互联网公司的公平竞争机会。相应地，美国的一些政策，如限制网络信息加密技术的出口、支持翻墙软件的开发和推广等，也一直是网络空间中美关系的冲突点。三是具体问题层面的网上冲突。科索沃战争中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中美撞机事件、谷歌事件等冲突中都少不了中美黑客的较量。

由审查和监管引起的公共外交屏障则是指中国境内不能正常访问Facebook、Twitter等主要美国社交网络所形成的中美民间与公众交流的屏障。中国对于这些社交网站的管制主要是源于中美网络治理的不同立场。美国一般从乐观角度看待技术应用，主张应激性弹性管制下的市场决定论，除非发生真正的威胁。而中国则倾向于从谨慎角度看待技术，认为技术有内在风险，主张从源头进行管制和风险管理。

三、全球利益合作是网络空间中美关系内在诉求

除了竞争与冲突，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还有合作的一面。这种合作首先源于网络空间的全球性。互联网的无政府状态特性、主权超越性以及技术影响不定性都呼唤着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无论是从网络空间的客观特性看，还是从中美的主观认知看，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网络空间的全球性使网络信息安全这种非传统安全对世界各国构成了共同威胁，使各国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共同命运”。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共同利益与面临的共同威胁是以合作姿态采取共同立场和行动的基础。网络犯罪、信息安全问题等都不只是个别国家的国内安全问题，而是一个必须通过开展长期、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合作，包括各国政府、各种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私营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充分合作，才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此外，从行为主体自身来看，只有借助合作，才能有效分担成本，减少其控制全球信息空间在主权和道义上面临的阻力，并实现最大范围的控制。

中美首先可以在构建网络治理的国际制度方面进行合作。作为两个举足轻重的网络大国，中美合作有利于网络空间的未来，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公认的基本准则，在维护本国信息领域国家主权、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依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有关决议和相关国际公约，共同促进和平利用国际信息网络空间的制度规范和国际政策的制定。

其次，在应对网络犯罪方面，中美可以发表共同声明、建立信息分享机制，协调网络执法与司法程序等。针对超地域性、国际性趋势越来越强的网络犯罪，中美必须加强相互合作。在应对网络犯罪方面，中美已开始一系列国际合作举措，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的成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然，除了制度合作，中美还需要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合作与分享。中美两国处于信息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在网络信息领域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竞争，但总的说来，网络信息战略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为着本国的信息化进程服务，加强网络的安全利用，从而提高其综合国力。基于这些目的的共同性，中美信息网络技术合作能够将提升成本收益比。中美应发挥各自优势和互补性，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此外，中美网络冲突管控机制的合作也必须提上议程。全球信息空间的技术和物理特性、中美关系面临偶发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网络空间中美关系的冲突控制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可以通过双方网络战略透明机制实现，另一方面则应建立一定的中美网络危机解决机制。

四、互信共识实践是网络空间中美关系必然出路

在网络无政府状态下，对国家而言，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并且针锋相对地发出同样的威胁信号，安全困境就会产生。但是安全困境并非无政府状态所固有，它也是在行为体互动的实践中被建构的。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走出安全困境需要下述稳定的实践：

实践之一是对网络监管和网络主权的认同。国家间对主权制度的相互承认是逃离“霍布斯”状态的一种方式。同样，对网络主权的承认是网络空间中美关系摆脱安全困境的要点之一。确认网络主权可以使各国认同各自相应的网络监管权，国家对被潜在敌人控制的恐惧减少，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增加。尽管网络本身具有开放性，但是网络空间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强调网络主权与虚拟空间开放性的平衡。一方面，网络空间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监管需求。网络空间是极端个人自由主义滋生的场所，表现出狂热性、发泄性、破坏性等。如果任由这种无节制的状态发展下去，其结果不但是民主的丧失，甚至是社会失控，国家崩溃。另一方面，依法管理互联网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引导公众对本国政府和政治的认同，维护社会秩序，是所有政治体系的本能反应和必然举措，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重要。

实践之二是中美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的建立。在网络空间，缓解中美之间日益严重的安全困境并非易事。而对话和建立互信的措施可以有所帮助，但目前仅处于初级阶段。中美两国对彼此网络行为的疑虑都与日俱增，这种心态很容易影响它们对彼此长期意图的整体判断。美国担心其日益依赖的信息系统在为其带来不对称优势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其“阿基里斯之踵”，担心中国的人口规模及其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制度创造出一个与外界互联网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平行互联网，并对美国所主导的互联网形成抗衡与威胁。而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在信息技术领域所具有的优势，也让中国担心“美国在操作系统中留下的后门”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克服这些心理因素，并增加中美在网络空间的互信，从而减少网络空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合作并保持相对稳定是今后网络空间中美关系的巨大挑战。

无论是竞争、冲突还是合作，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都是现实世界中美关系的体现。由于核心利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必然也会在网络空间中浮现。同时，信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美国潜意识中的可能对手的构建并导致中美网络空间安全困境的产生。因此，走出这种安全困境的途径不仅依赖于网络主权的相互确认，更在于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的建立。正如中美国家元首2013年加州会晤后达成的共识，“中美关系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有共同关切，双方应消除猜忌、进行合作，使网络安全成为中美合作新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