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至7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奥巴马任内最后一轮S&ED，又恰逢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有所加剧之时，本轮对话能否缩小中美之间的温差，如美国官员所言，创造这一对话机制历史上的“顶点”？
确保关系稳定过渡
作为2009年奥巴马和胡锦涛主席共同发起的年度例行对话机制，S&ED经历8年岁月，不但成为中美增进战略互信、开展互利合作的助推器，也堪称两国求同化异、妥处矛盾的减震器。在S&ED即将迎来“奥巴马时代”的收官之际，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用“旗舰”一词来评价该机制的价值。
“这个一年一度的对话机制及其相关的安全、人文交流机制已成为两国政府工作相互联系的旗舰，”拉塞尔说，“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涉华问题上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之一，就是建立了既能处理显著分歧、又能进行全球合作的美中关系。”
今年中美关系出现的一系列新挑战，又给这个“旗舰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在战略轨方面，随着大选临近，美国即将步入下一个政治周期，中美关系面临新的过渡问题。对奥巴马而言，这位即将退任的总统当然希望让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成为他的外交遗产；中方也同样如此，希望通过S&ED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动力。因此，双方将以此轮对话为契机，为接下来9月杭州G20峰会、东亚峰会、APEC会议等中美元首会晤进行战略对表，力争两国高层能从顶层设计角度确保中美关系的健康势头延续到美国下届政府。
管控分歧危中化机
“求同”的同时还要“化异”。南海议题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双方的一个角力点。2015年以来，美国开始从南海争议的幕后走向台前——今年2月，美国邀请东盟10国领导人齐聚加州，试图用自己的指挥棒奏响声讨中国的大合唱；今年4月，美军对南海附近海域发起第三次巡航；上月中旬，中国战机在南海拦截美军侦察机。在美国的鼓动下，其地区盟友也纷纷开打南海牌——日本频频搅局南海，成为又一个在南海问题上刷存在感的域外国家，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仲裁案结果即将揭晓，一定程度上将对菲律宾继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对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表示，预计在本轮S&ED期间，中方在南海问题上将表明三个态度：一是强调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二是澄清外界对中国南海政策的误解，言明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政策没变，即通过和平手段双边谈判解决，主张相关国家通过合作维护稳定，积极与东盟国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谋求与南海相关国家共同致力资源开发等。三是对美国提要求，指出其近年来强力介入南海问题的危险性和挑衅性，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利于南海问题和平解决。
相比南海问题更聚焦于妥处矛盾、管控分歧，朝核问题上则留有进一步推进合作的空间。朝鲜高官李洙墉刚刚率团访问过中国，预计中美可能做一些信息沟通。而美国近日又对朝鲜追加了金融制裁，中方也会强调制裁只是手段，最终仍要靠对话来解决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中方提出的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思路，美方没有完全接球。而且奥巴马即将结束任期，改变既有政策决心不是太大，可能要等到下届美国政府才会认真考虑一个更有效的对话方案。
为世界经济提供预期
在经济轨方面，双方将围绕“加强中美沟通合作，强化双边经济关系”的主题，举行专题会议讨论三大议题：一是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二是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三是金融稳定和监管合作。同时，还将就二十国集团财金议程、全球经济形势与风险两个战略性专题进行讨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对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表示，在美联储加息的频度和力度不确定、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引起国际关注的背景下，中美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能做很多事，两国的相互确认和承诺将为世界经济提供预期，带来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首先就包括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连日来，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抬升，很快波及到新兴市场的货币走势。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与人民币汇率间仍存在较强的负关系，这也推动中美双方将在此次对话中继续加强双方货币政策的沟通，毕竟它关系到全球市场的稳定。
在贸易与投资方面，美国近期连续对钢铁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更史无前例地针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337调查。中方认为，简单频繁地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美国钢铁产业暂时面临的困难。虽然S&ED不会对具体经贸个案予以审视，但可能在成果文件中重申欢迎更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避免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就像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的，中美贸易需要更多“制度性安排”。
至于颇为引人关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目前美方在等中国出新的负面清单，这一方面涉及中方内部协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相比BIT，奥巴马更多把重点放在TPP和TTIP上，但TPP国会尚未批准，且特朗普和希拉里也对此都持反对态度，TTIP则遭到法德两国国内民众的呛声。因此，如果BIT不能成为奥巴马的优先关注选项，那么它难以在其任内有重大突破。近日，中方已经释放出新的善意，商务部部长高虎城5月28日在北京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表示，中国将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
此外，开展气候变化领域的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合作也可能成为中美深化合作的推动因素。作为近年来中美合作的亮点和潜力所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将辐射技术、产业、金融、政策协调四个方面，将对双方升级合作起到引领作用。
机制建设有待创新
作为奥巴马任期内最后一次S&ED，该机制在自身建设上面临哪些问题也引起关注。拉塞尔认为，该机制是双方讨论分歧、化解潜在冲突的一个重要平台。他透露说，在战略轨的对话中，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代表克里国务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代表杨洁篪国务委员在讨论分歧时非常深入，不仅仅是交换各自的口径，而是详细地探讨问题之所在以及如何应对。他还表示，两国没有所谓的“君子协定”，“不会假装问题领域不存在，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僵局阻碍我们在涉及两国和全球问题上进行务实合作。”
但也有专家指出，S&ED还是存在可以完善之处。比如，它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对话，不应该成为讨论具体问题的场合，也不需要搞那么多成果清单，更多还是应该从宏观和战略层次上进行协调，然后把达成的共识放到工作层面去落实。总之，S&ED不必急于产生具体成果，而应当为双边关系的发展酝酿气氛、形成共识、绘制路线图。当然，机制是否将发生改革，还要到美国下届政府上台后才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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