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发起组织G20的首次峰会， 为G20初期发展投入大量精力。不过最近美国对于G20的兴趣日益下降，反而对G7的重视程度重新有所上升，这从其对G7伊势志摩峰会和G20杭州峰会态度的微妙区别可以见得。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工具性思维的反映。为应对危机，美国迫切需要一个合适的国际机构，G20的重要性得以体现。G20包含了主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能充分协调全球资源为美国所用，应对金融危机。现在美国经济已经走出衰退，步入温和复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不少经济一度表现可以的新兴国家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美国重拾经济发展信心，G20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自然下降。

美国对G20兴趣的减少还和其在G20中的影响力下降高度相关。美国推出G20，希望G20更多体现美国意志，能够为美国所用，成为美国发挥国际经济影响的新平台。经过多年发展，G20中的美国成色却有所降低。美国设定G20议程和塑造G20议题的能力都在下降。不仅如此，美国还发现，新兴经济体较为成功地借助G20扩大了规则话语权，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美国自身都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新要求，而且，这些要求看起来都很合理，美国很难直接拒绝。

在全球层面，G20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扩大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发言权。除了全球治理外，G20也多次表达了希望美国制定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审慎的财政政策以及更为负责的美元政策的呼声。然而，美国更为习惯对其他国家提供政策建议，并不容易接受对其自身经济政策指指点点。

美国当然不会承认上述工具主义以及国际治理话语权竞争是促使美国对G20失去兴趣的重要原因，而是主张G20治理全球经济的能力在降低。G20过去在各国的通力合作下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治理完善，但是由于G20的非正式性机制安排，以及多行为体共同参与所带来的谈判困难，G20达成口头成果不难，但推动实际重大进展不易。对于务实高效的美国人而言，没有太大必要把更多资源放在G20上。

G7则不一样。它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治理上有较多的共同性。面临新兴经济体的改革诉求，美国也可以与这些发达国家进行沟通，形成较为一致的应对方案。而且，G7成员不多，运行多年，机制较为完善，各成员配合也较为默契，因此更容易获得实际效果。对美国而言，G7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不仅谈论全球经济问题，而且还讨论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美国可以借这个平台在某些关心的问题上对其他国家形成压力联盟。

美国对G20的兴趣在下降，但是它不会放弃G20。G20发展至今，并不完善，但暂时很难替代，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都可以接受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由此预见，美国未来将会在G7和G20之间策略性地走位游移，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从G20自身的角度，这也要求加快进行机制变革，提高效率，争取获得更多实质性的治理成果，增强对美国等国家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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