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7日，在复旦大学人文智慧课堂2017新年文化论坛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发表了题为“变化的世界和中国的机遇”的演讲。他首先回顾了2016年世界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例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英国脱欧等等，随后对新一年的世界形势作出预测。

吴心伯认为，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艰难的双重调整；经济全球化步伐会放慢，但不会逆转；中国将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经济利益将是大国博弈的核心要素。最后，他还对中国在世界变化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了分析。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吴心伯发言的摘录：

我们知道，去年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的角度看，每年这个世界都在变化。2016年的变化之所以和往常不同，是因为这些变化的背后所传递的信息可能是和当今主流价值观不符的，所以大家感觉不安。

每次动荡的国际变化发生以后，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变化为什么发生，其次，它是一个事件还是一种趋势。

国际形势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的第一个判断就是西方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双重的调整。经过2008年到2009年经济危机的第一轮调整后，西方感觉到他们对于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在下降，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经济体。所以当年在危机的高峰阶段，小布什总统搞了一个20国领导人峰会。然后，再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把里面更多的投票权和份额转移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经济体。

另外一重调整是这两年在进行的。全球化西方获利很大，但是这个利益在国内没有很好地分配。它的政策没有对全球化的红利进行合理的分配，从中获益的人可能只有1%，99%的人相对来讲是受损失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反全球化的情绪在上升的原因。所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以后，西方人认为国内要重新进行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利益再分配。不这么做，就会失去政权。所以，西方现在正在进行艰难的外部调整和内部调整。

第二，经济全球化步伐会放慢，但不会完全逆转。因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信息、交通等联系紧密以后带来的必然现象。全球化从来不是政府推动的，它是由企业和市场推动的，它有内在的要素。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西方一些国家采取保守主义，这是政府行为，不是企业行为。因此，如果导致全球化发展和产生的内在要素没有发生变化，光靠政府采取政策不可能从根本逆转全球化。真正影响全球化的，我觉得未来可能是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真正能够影响全球经济走向的，至于特朗普去减税、给企业施加人为压力，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尽管全球化的步伐这几年在放慢，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中国的推动作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作用的缺失。

第三，全球治理正在进入新的阶段。有全球化就有这个需要来处理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那就是全球政治。全球政治很长一段时间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表现为七国集团，后来把俄罗斯拉进去，就变成了八国集团。原来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68%，所以它当然有资格设定世界经济发展的议程，到了今天，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已经下降到全球经济的47%，不到一半。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接受了20国集团，20国集团现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5%，远远超过西方七国集团在高峰时期占世界经济的比重。20国集团里面包含了中国、巴西，印度这样一些重要的新经济体，代表性更广泛，因此今后的全球治理会更多反映新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诉求。

去年在中国召开了G20峰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转折点。这个峰会并不是中国最先提出来的，而是日本先提出来要主办的。中国比日本更有资格来承办G20峰会。我们做了东道主，肯定要给G20峰会留下中国的烙印，在整个的议程设置、理念和未来走向方面，中国基本上主导了20国集团峰会。去年的杭州峰会，中国作为东道主，它是一个信号，表明今后中国会在世界上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判断，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态势会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实际上是以经济的手段来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因为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他们要把前苏联的东欧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2008年以后，西方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几年我们看到，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对国际政治的主导权和规则的制定权来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和前面反过来，现在是政治推动经济，最后经济利益可能是大国博弈的核心要素。

最后，这些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我想第一个机遇就是中国要积极推进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至少是之一，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之所以这么讲，就是因为中国通过全球化在3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达到了世界第二，这是拜全球化所赐。过去我们谈全球化就是开放，带着你的资金、技术，移到我这里来，现在中国是走出去。再加上这几年我们“一带一路”的积极推进，也就是讲下一阶段的全球化主要取决于中国。如果我们从当下的经济发展来看，我们现在走出去，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投资和并购，能够直接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市场。

第二个机遇，中国要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刚才讲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已经感到民意不行了，要中国帮忙，可以顺便提升下话语权、表决权和投票权。

第三个机遇，中国当下要有新的大战略设计，要考虑自己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美国有两大战略，一个是大西洋，跟欧洲的联系，一个是太平洋，跟东亚的联系。美国通过这两个战略抓住了东亚和西欧，两翼就起来了。

而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是什么呢？向西是亚欧大陆，往东是太平洋，所以它是一个陆洋两翼。一方面，我们要经营好亚欧大陆，现在我们已经出台了“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贸易、产能、金融、IT等各个方面的合作，最后一直延续到欧洲，把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连起来。同时，太平洋不能放弃，美国也不能放弃，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如果我们不能把美国和日本在经济上拉住。我们的经济结构要调整、转型升级就非常困难。

当然，世界的变化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中美的经贸关系。特朗普是传统生产力的代表，一个房地产商，所以他看到的是贸易、石油、钢铁。他在竞选过程中，很少讲要推动高科技发展，所以对贸易，他看中的也是货物贸易，不是服务贸易。实际上，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他抓住了货物贸易，所以我估计在他执政的前两年，中美经贸摩擦肯定烽烟四起。他要刺激经济、美元加息，最后导致强势美元，有可能引起中国的资本外流，会对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不要忘记，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国内改革的压力在增长。如果特朗普成功刺激美国经济，那么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可能会大大往后推。如果我们不加大国内改革力度，让我们的经济调整走得更快，做得更好，那很可能我们下一步要被美国拉下去。所以这给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压力，那就是全球治理的压力。刚才讲了，西方国家意兴阑珊，现在对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中国正好处在经济全球化的下一个领跑者的地位，所以在全球治理上，不管是从自身利益着眼，还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肯定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大家看美国没反应，接下来大家肯定看中国，中国怎么办，上还是不上，中国当然要上，但怎么上是有讲究的，是一个人上还是拉着其他几位一起上，在上的过程中，有什么条件，达成什么目标，这都要进行更复杂的博弈分析。我觉得现在最大问题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中国加入WTO也就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真正走到全球治理的核心舞台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当时是我们被推到了国际舞台的核心。关键就是能力和经验是否匹配。

第四个就是新的地缘政治风险。美国在世界上插手太多，管理得太多，肯定不是好事情，会把很多地方的矛盾搞复杂。但美国假如甩手不干了，也不是好事情。所以中东也好，非洲也好，南亚、东亚、中亚也好，这些地方都是地缘政治风险的高发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应对美国像特朗普这样一个更加内向、更加自私的领导人？

今后随着“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增长，我们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安全的挑战会越来越多。随着环境的变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关键是保护好自己的利益、保护好自己的国民。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上升，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在变大，这就意味着我们传统的外交思维和外交事件中要有新的突破、新的调整。

新的一年开始，我们面对着一个更加不可预测的世界。我觉得主要看三个国家。第一个国家看美国，特朗普上来以后三把火到底靠不靠谱，是不是要把这个世界搞得很动荡、很乱，还是真的能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第二，要看中国，第一个政治上开好十九大，保持稳定和政治的可预见性，其次经济稳下来，去年我们的经济稳住了，但是这个稳好像不是那么让人信服，如果今年稳了才算真的稳。中国的稳定也是在给动荡的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第三个看法国，如果法国右翼领导人勒庞上台，促使法国脱欧，那欧盟的灾难就到了。2017年的世界往哪个方向走，让我们做最好的期待，同时做最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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