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就任满一年。一年来，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怎样的重要调整？“特朗普现象”又对美国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何种冲击？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在特朗普执政满一年之际，发布了《解读“特朗普元年”》研究报告，对特朗普执政首年的美国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有深度的总结、分析和研判。澎湃新闻“外交学人”获授权选刊其中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7年1月20日正式就职。一年之后再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以说中方应对有道，特朗普也还算靠谱，中美关系比预想的要好得多。

一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

首先是对接迅速、启动顺利。特朗普当选后，习主席与其通话、基辛格受特朗普之托访华、崔天凯大使与库什纳建立联系渠道、杨洁篪国务委员在纽约与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会晤，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进行的这一系列的密切互动使得中方与特朗普团队实现了顺利对接。之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与特朗普的斗争，有助于防止特朗普执政后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脱轨。以2月10日特朗普与习主席的通话为起点，中美双方着手启动美国新政府执政后的双边关系。4月7-8日的习特海湖庄园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两国政府同意建立四个对话机制，实施经贸白日行动计划，聚焦双边关系中的重点问题，标志着中美关系的全面启动。

其次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湖庄园会晤使习主席和特朗普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特朗普屡屡表达他对习主席的敬重，并为其与习主席之间建立的个人关系而感到自豪。到2017年底，特朗普与习主席之间一年之内3次会晤（包括2次互访）、9次通话，这种互动频率超过中美关系以往的任何时期。习主席与特朗普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并保持密切联系，对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

第三是这一年的中美互动主要聚焦贸易和朝核问题。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使得他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高度关注，而推动中国帮助处理朝鲜问题也成为其对华政策的优先考虑。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和北京的会晤都重点讨论了这两个问题。在经贸问题上，从百日行动计划的顺利推进，到首轮全面经济对话达成积极成果，再到特朗普访华中美签署高达2500多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体现出中美经贸关系在双方的激烈博弈中稳中有进。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协调，中国更加全面和严格地执行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和制裁措施，力度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虽然2017年在解决朝核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中美之间维持了重要共识，这就是坚定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致力于用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第四是中美关系的定位和框架仍不明确。中方希望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与特朗普团队交往之始就强调“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首次访华时也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然而在国内的压力下，特朗普的立场开始后退，提出要发展“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中美关系。目前看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是双方的交聚点，但对其内涵和互动准则仍缺乏基于深度和高质量的对话所达成的共识。

第五是中美多边互动减少。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问题的增加以及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美两国在多边框架内的互动增加。然而，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在对外政策上大幅减少对国际和多边问题的投入，此举也弱化了中美在多边的互动。多边互动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也降低了中美关系的全球影响力。

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

特朗普虽然作为非建制派执政，但政府的组成仍反映了共和党传统的两大权力基础：商业利益与安全利益。从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两大利益板块内都存在对话鹰派。

在商业阵营中，总统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主张以强硬手段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他们的影响力从特朗普对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消极反应、美方否决中资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对华发起“301”调查、对中国输美铝合金板材发起“反倾销”调查等案例中可见一斑。

在安全阵营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麦克马斯特等视中国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将中国定义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积极推动美国军舰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出台“新亚太战略”等，显示出对华强硬立场。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表明来自商业和安全阵营的鹰派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有显著上升趋势，给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建制派也在试图对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特朗普的个人背景和执政风格决定了他缺乏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兴趣，他重视的是结果。由于其政府中大量中下层官员是建制派背景，他们可以利用特朗普缺乏对具体政策过程的监督，嵌入他们所偏好的政策设计。就对华政策而言，建制派希望以“新亚太战略”之名，行“亚太再平衡”之实，加大特朗普地区政策的对华制衡的一面。他们的影响力也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涉华部分体现出来。此外，一些代表建制派的前政府官员、媒体和专家对特朗普访华的激烈批评，是他们试图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另一种表现。

就特朗普本人而言，他考虑中美关系缺乏广阔的视野，过分关注比较狭隘的利益诉求，重视短期利益目标，忽视长远利益，这些都与中方处理双边关系的风格大相径庭，造成双方互动的“不合拍”。此外，特朗普以其擅长的“交易”风格处理中美关系，优点是能够接受互动的互惠性，缺点在于其谋求利益最大化、虚张声势、搞议题挂钩等做法增加了中美博弈的难度。

2018年中美关系展望

2018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经贸问题。由于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超过2016年，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加大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压力，以推进其所谓“重新定义中美经贸关系”的目标。特别是如果特朗普认为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的作用已达到限度，在贸易问题上对华施压将会更加无所顾忌。

二是朝核问题。2017年国际社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向朝方施压，但朝鲜依然故我。预期2018年朝鲜会继续推进其核导开发。在此情况下，美方或强人所难地要求中方采取进一步的对朝施压措施（如停止供油），或对朝采取激烈施压行动（如海上封锁），加剧半岛紧张局势，这些都会导致中美关系的紧张。

三是美国国内政治。随着“通俄门”调查的深入，如果特朗普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威胁，会不会寻求在外交上制造摩擦和危机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2018年底的国会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推进其政治议程至关重要，不排除他为了确保某些共和党议员连任或候选人当选，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对华施压措施。

总体而言，2018年的中美关系会遇到更多挑战。对中方来说，处理2018年中美关系的思路应该是善加引导、稳中有进。

首先，要继续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抓住特朗普这个“牛鼻子”。在预期没有元首互访的情况下，要积极和创造性地推进元首互动。

其次，要充分发挥中美四大对话机制的作用，围绕对话机制开展积极互动，深化和扩大与特朗普执政团队的交往。

第三，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相信中央将出台一系列新的重大改革举措，要让新的改革红利成为稳定和推进中美经贸关系的正能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原标题为《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靠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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