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网民数全球第一的事实以及对互联网的日渐依赖已将中国推到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竞争的大潮中。近年来，中国在摸索中逐步从内容、形式、主体等多角度加强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不仅在各种国际场合公开表明中国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立场和网络主权理念，而且也更加注重与网络安全相关的立法工作，搭建“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各种平台，积极参与双边、多边以及国际等多层面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机制。中国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世界意义有如下几方面：

一、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体系演变过程

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诉求首先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体系改革过程。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民主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对内来说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对外来说可为网络空间秩序和国际关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民主化方向发展提供更多正能量。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旨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

中国在当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面临的冲突不是中国与世界的冲突，而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平衡，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经之路。当前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并不是在民主化背景下形成的。发达国家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国际组织的结构不公平，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也主要是西方预设的。然而，随着互联网发展的“大南移”态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网民在全球网络人口中所占比例已超过50%，成为全球网民中的多数。根据微软公司的预测，到2025年，全球将有47亿网民，其中75%来自新兴经济体。同时，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利益诉求日益增长，但由于其起步较晚，在既有机制中的作用与影响力十分有限。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既得利益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发展中国家想要取得一席之地，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并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的参与度，推动现有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改革与演变。

二、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行为体角色的相互关系定位过程

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立场与诉求还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各行为体角色的相互关系定位过程。目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被争论的所谓多边主义模式与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其实都承认不同利益攸关方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中国“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特别指出，全球互联网治理“应坚持多方参与，应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主体作用，构建全方位、多层面的治理平台”。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不同行为体的定位尤其是主导角色强调与否。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行为体的相互关系与角色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自然演进过程，同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可能也有不一样的角色定位。不同的行为主体有其自身的作用特点与长处。非国家行为体可以通过其技术专长和议程设定来参与治理进程，它与国家行为体的核心差别是国家作为提供治理所需要的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行为体而存在。只有通过赋予国家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才可能为非国家行为体发挥影响力创造条件。推动特定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模式改变的具体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特定议题领域的权势转移。第二，特定议题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和技术扩散。第三，行为体的政治参与意识的重大变化。第四，各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可用资源的重大变化。这些因素决定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将有所演进，也解释了为什么互联网创立之初主要由技术精英主导，国家介入并不多的原因。随着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权力、利益、可用资源以及参与意识的上升，国家将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首要的行为体。

三、网络空间问题从非传统安全变为传统与非传统的交叉领域的过程

网络空间问题一般被认为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果说传统安全倾向于将“国家”视为安全主体，致力于保障主权、领土和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国家安全, 而非传统安全则将重点转向超越国家差异之上的“社会和人的安全”，是一切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引发的生存性威胁。随着网络深入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安全主体角度看，国家并不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唯一主体，网络空间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认知范畴。 然而，网络空间问题现在的治理困境有很大一部分源于将其理解为单一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与之伴随的理论困境。当今的国际体系中, 国家作为主要的安全供给主体的局面却并未改变。而非传统安全意义的泛化造成了理论的模糊不清, 安全供给主体的单一化和安全需求主体多元化间的矛盾导致安全供给能力的严重不足, 从而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事实上，网络空间问题是明显带有传统安全元素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典型特征。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网络犯罪、黑客行动与网络恐怖主义等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威胁；从传统安全视角看，网络安全也涵盖国家军事安全方面，国家间“网络战”、“信息战”威胁直接挑战国家的军事设施、军事信息、军事情报与军事战略，网络空间成为各国相互角逐的除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战场”。 网络安全威胁覆盖了高政治与低政治、军事与非军事等多方面，发起动因也极为复杂，既可能因军事报复、政治对抗、贸易壁垒等引起，也可能因历史记忆、认同差异、宗教冲突等引发。同时，针对网络空间问题的应对，既有利用非传统安全的手段实现传统安全之目的，也有利用传统安全手段实现非传统安全之目的；其演变过程既存在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的转变，也存在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的转变。互联网最初源于军事攻防的需要，后逐渐进入非军事领域，而如今网络安全威胁已成为直接挑战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安全的综合性威胁。

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价值观的协调过程

中国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过程也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价值观协调过程。全球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全球协调行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的主体、客体、规则、价值和结果五大构成要素，其中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建构力量”。价值基础直接决定了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实现程度。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价值观难以协调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网络空间问题在每一个国家的表现程度、形式不尽相同,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标准不同。二，即使能够达成价值观共识，它在各国人民的众多价值观中占据的优先次序和轻重缓急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言，自由、平等、民主等虽然也是他们的理想，但是相对于生存和发展而言，则居于次位。

丰富的中华文化哲学基础可以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价值观构建做出贡献。中国创造性地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价值观现有认识的重要补充。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复合概念，不仅包括共生的价值观，还包括共同的安全观、共商的治理观、共赢的发展观，囊括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以及“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十六字方针。它植根于人类德性的向善性以及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祈求, 肯定了人类具有普遍的价值统一性以及人类的不可分割性与相互依存性,代表了全球网络空间的整体和谐论。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被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也将成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价值观的重要构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