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展开其任内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他也因此成为中共十九大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近年来，中美元首互动总会格外引人瞩目，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随着中国崛起、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以及中国全球战略主动性的增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结构性矛盾也日益深化，因而两国关系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同时强化的复杂态势。在这一背景下，中美究竟是会落入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反复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还是能够成功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核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其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为学界和媒体广泛讨论。基于此，在中共十九大为中国外交确立了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蓝图后，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一大重要变量即特朗普政府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亚太战略是否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框架。可以说，这一变量构成了特朗普此访的最大看点及其有别于以往中美元首会晤的新背景。

自2016年11月美国大选结束以来，习近平主席已经与特朗普方面先后进行过9次通话和2次会晤，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其中，2017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成功会晤，不仅使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更令其发展建立在了以四大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的新的制度化基础之上。总的来看，过去一年中美两国的互动实践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体现出两个鲜明特征，即实用主义和议题导向。例如，尽管特朗普候任期间在台湾问题上贸然触及了中美关系“红线”，但很快便改弦更张，重新回到了“一个中国”的既有政策轨道。又如，尽管竞选期间特朗普发表了一系列对华强硬的政策主张，包括征收高额关税和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其就任后并未将上述主张落实为相应政策。再如，特朗普政府将其当前最为关心的中美关系议题——经贸与朝核——进行挂钩，希望以谈判方式在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向中国施压，维护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业已放弃奥巴马时期以“亚太再平衡”为抓手的对华制衡方式，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调整和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实用主义还是议题导向，都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仍缺乏一个总体性战略框架。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国内，因而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优先解决国内经济和就业问题、应对政治极化和不稳定，在外交上投入的资源就会十分有限。这一点在其行政领导团队大规模缺位的背景下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次，与上述问题相关，特朗普政府在总体外交政策设计上显示出诸多混乱和相互矛盾之处，反映出其缺乏清晰的全球战略理念。例如，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想继续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却致力于“美国优先”而接连“退群”，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构成了重大损伤。又如，就全球战略重点来说，欧洲、中东和亚太三大地缘战略要地孰轻孰重，特朗普政府目前也尚未表现出明确指向，这一点与奥巴马时期突出亚太重要性，同时从中东撤退、将欧洲事务交由欧盟处理的清晰战略取向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同时上升的复杂性客观上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定位更为困难。尽管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国内进行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其中不乏主张对华放弃接触而转向遏制的声音，但在当前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战略处境以及中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依然是美国战略界难以达成有效共识的重大问题。基于此，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通过议题导向和挂钩策略优先解决美国最为关心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勾勒其对华政策的宏观框架。

从以上逻辑线索出发可以预计，特朗普此访的重头戏依然是经贸问题和朝核问题两大现实挑战。在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就这两大议题达成合作共识的基础上，特朗普此次访华的最重要目标有三。

一是同中国展开更为全面、深入的沟通和对话，争取在上述两大议题领域寻求进一步突破。例如，“百日计划”使中国采取了允许美国牛肉进口、取消外资“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准入限制等多项举措，但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他还会极力寻求在其他项目准入问题上取得突破。当然，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双向互动解决。如果特朗普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续谈《中美投资保护协定》等方面能表现出积极态度，那么双方实现“做大增量”的目标前景就可以变为现实。又如，中美目前已经在包括半岛无核化目标、强化谈判施压等应对朝核危机的手段方面达成了共识，下一步需要进一步弥合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以回应各自的关切。可以预计，中国会适当回应美方所认为的紧迫性，在朝核问题上重申问题到了不能拖、要解决的关键阶段；但中国主张更多通过联合国，而美国则喜欢搞单边制裁和军事威慑，因此两国应想办法努力弥合分歧，这将是此次习特会的看点之一。

二是通过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以及一系列合作的达成，向全世界释放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号。中美双方都十分重视两国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此次访华期间，中国安排了“国事访问+”这一超高规格进行接待，反映出中国致力于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决心和诚意。在美国方面，特朗普在面临内外交困的复杂背景下，同样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从而有效应对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挑战。此外，中美经贸合作还是特朗普政府解决国内经济、就业问题进而稳固其政治联盟的必然要求。基于以上这些重要性，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特朗普对此次访华——按照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的说法——感到“非常兴奋”。

三是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的了解，与习主席在建立良好工作关系的基础上深化战略互信。自奥巴马时期起，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战略互疑成为两国学界普遍担忧的趋势。为此，中国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希望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在这一背景下，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中方通过与之进行密切互动，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并使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中共十九大为中国外交擘画了宏伟蓝图的新起点上，特朗普此访为两国进一步削减互疑、增进互信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中美之间的分歧尤其是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无法逆转，但两国元首之间的良好工作关系以及日益强化的互信将会显著减少中美关系中的波动性，推动两国更为平稳地应对现实挑战，最终迈向新型大国关系。

当然从中长期看，如果以战略角度审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可能走向，我们就不能忽视共和党外交理念的潜在影响。尽管特朗普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并以反主流、反建制而著称的总统，但这些标签的主要指向是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思潮和相应的社会政策。在包括经济和外交在内的其他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偏好和政策选择都将无法免于共和党主流观念的塑造。就外交政策而言，共和党一直以来都代表着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历史地看，典型的共和党外交哲学由三部分要素构成。第一，十分重视国家安全，是安全问题上的强硬派。这一传统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党政治重组后，共和党开始逐步成为以军工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社会联盟利益的代表叠加在一起，显著增强了共和党致力于加大军事力量投入的动力和偏好。当前，特朗普政府在包括亚太在内的军事力量投放以及武口出口计划已经大幅超过奥巴马政府，并可能推动废除《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从而解除国会对政府军费开支的限制。这将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两个层面的潜在隐患。其一，特朗普政府将可能会在美国军工利益集团推动下大幅增加对台军售，这一图景在当前共和党保守派尤其是军方在其内阁中占据优势地位、美国国会亲台势力开始在《2018年国防授权法》中大力推动提升美台实质关系，以及著名亲台人士薛瑞福近来被任命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防长等背景下，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其二，特朗普政府增加军费预算和武器出口的举动可能会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带来不稳定因素，使得中美在中国近海进行博弈甚至引发摩擦对抗的概率进一步提升。

第二，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向并不以国际主义/孤立主义或是自由主义/保护主义界定，而是一种基于国家安全与商业利益的美国式民族主义。这一点反映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就是所谓“美国优先”的战略考量。就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在双边层面，“美国优先”会使得特朗普政府在关于经贸问题的谈判中追求占据主动权，无论是“百日计划”还是“一年计划”，都以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导向，同时在高科技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方面同中国进行博弈，寻求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结果。在地区层面，“美国优先”一方面会加快特朗普政府与其亚太盟友之间的防务分摊进程，从而有可能强化日本在亚太安全中的作用进而波及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则会使中国在应对朝核危机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和压力。在全球层面，“美国优先”及其带来的全球治理赤字加剧和西方主导的多边主义合作陷入低潮等趋势，将会进一步突显中国在引领全球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且由于特朗普政府去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思维，这一点引发中美间激烈制度竞争的可能性在下降。总之，上述趋势将会给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带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复杂影响，需要妥善应对。

第三，共和党政府的外交理念较少受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念的影响，它更多地体现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对于审慎、平衡和韧性等外交理念的强调，这一特性与共和党人对于安全与利益的重视共同导致共和党式的外交政策更具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这一点反映到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上，就是前文论及的挂钩策略与议题导向。总的来看，这种外交政策取向可以大幅减少意识形态分歧给中美关系造成的干扰，使得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最大限度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可能因围绕具体问题的博弈而影响到双边关系整体发展，这一点在当前特朗普政府面临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2016年大选中倒向共和党的“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中下层对于经济和就业的诉求——而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防止中美关系被美国国内政治绑架。为此，中国应努力实现与美国的“相互调适”型互动，增强引导和塑造的能力。

专题：特朗普亚洲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