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口号以来，一直希望让一些在海外从事加工、制造的企业回流美国，重振美国制造业，拉动蓝领人群的就业率。美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近日，特朗普又多次提出“美国企业回流美国”，但从实际来看，愿望虽好，却难以成真。

　　首先，美国制造业工人劳动力成本较高。得益于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美国国内能源价格下降较为明显，但是美国制造业工人成本相对较高。从数据看，美国工人的小时工资收入约为22美元，但是美国的制造业雇主雇用一个工人每小时付出的综合成本，包括社保、税收等，超过40美元。而其他制造业国家，比如其邻国墨西哥制造业的用工成本，只有其十分之一左右。中国工人的综合用工成本，尽管近年上涨较为明显，也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制造业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劳动力成本占比较大，其他成本差异较小，因此美国制造业用工成本不具备竞争力。

　　其次，熟练工人缺乏。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开始，美国已经有将近两代人远离了制造业，绝大多数美国年轻人没有听过工厂机器的轰鸣，更没有在工厂流水线待过一秒钟，制造业领域的基本操作技能为零。哪怕因为有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鼓励和制造成本的相对降低，但缺乏熟练工人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是致命性的。没有熟练工人，就不会有优质产品，甚至无法组织生产。而培训熟练工人，并非三五年就能解决。富士康在威斯康辛州的工厂迟迟不能动工，应该就有该地区缺乏大量熟练工人的原因。

　　再次，制造业供应链约束。制造业具有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往往和上下游供应链企业聚集在一起。这样不仅会产生规模效应，大幅减少成本，而且会使得新产品研发、实验和调整的时间周期大为缩短，从而保证竞争优势。美国经历了长期的制造业外流，绝大多数制造业行业已经集体性地外迁。企业做决策是非常务实的，现在即便有单个企业考虑回流美国，或者有外资企业希望投资美国，但缺少供应链配套支持是限制制造业大规模投资美国的一个重大因素。

　　最后，制造业的全球竞争。特朗普并不是希望重振制造业的唯一领导人，美国也不是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唯一国家。经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都更为重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或者进一步巩固制造业的已有优势，或者制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去虚向实。举例而言，特朗普重振制造业的最有力举措应该是2017年底落地的税改政策。然而众所周知，过去一段时间，各经济体大都推行了程度和规模不一的减税，从而大大抵消了美国减税的效果。

　　事实上，两个数据已经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限度。一是在税改之后2018年的后三个季度，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每个季度都为11.4%，没有任何扩大。二是2018年美国制造业税后利润是2010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年份。美国政府或许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任性地挥舞着权力的大棒，但面对市场的力量，却无计可施。

　　市场是聪明的，也是理性的。在全球制造业产业投资版图中，美国仍不是最佳目的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特别希望重振的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可能都是更好的选择。美国政府要做的，不是人为地去塑造制造业的流向，而是顺应全球资本流动的现实，更好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作者宋国友教授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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