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强调当前经济运行良好，经常引用股市、季度GDP增速以及失业率等数据来证明自己取得的政绩。但美国民众对于总体经济状况的看法分歧严重，民调显示至少一半美国人认为经济形势还在原地踏步甚至正在恶化。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在看起来还不错的经济数据面前，美国人的愤怒、压力和忧虑却在急剧上升，盖洛普公司说去年感受到这些负面情绪的美国人，要比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大多时候更多。这表明，对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而言，数据上的经济表现亮丽并不等于现实中的幸福感强烈。

　　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导致上述现象的出现。一是经济增长与分配的问题。美国经济增长并未真正恢复强劲，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年增长率至今未能突破3%。而近两年失业率的降低，也是在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参与率基础上发生的。美联储今年甚至有可能历史性地在还没完成一个升息周期的情况下就调头转向降息。这充分说明当前的美国经济依然脆弱，强劲稳定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因而美联储只能通过降息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美国不仅经济增长存在问题，而且有限经济增长的分配情况也较恶劣。数据显示，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前5%、前1%和前0.1%富人占美国整体财富的比重持续升高。特别是前0.1%的美国富豪，占有了美国1/4左右的净财富。而50%的中下层美国人占有的美国财富不到5%。这一半的美国人在美国收入分配中不断被边缘化。当前美国政府津津乐道的股票市场牛市，从财富分配角度而言，事实上在加剧而非缓解美国的贫富分化状况。股市正成为美国贫富分化的一个新根源。富者愈富、穷者越穷，普通美国民众非但不能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反而是被剥夺感、被抛弃感和被牺牲感愈发强烈。

　　二是国内政治对立导致的社会迷茫。政治稳定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民众的基本诉求，因其能够带来心理层面的舒适感和休养生息的良好环境。美国人也不例外。美国政治是竞争型的选举政治，美国国民对此已经大致适应。但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当前美国政治力量的严重对立状况，超过了大众的正常认知水平和可接受程度。府会斗争、政党政治充斥于华盛顿，飘散到全美各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美国人政治包容度大幅下降，为了捍卫自身政治立场，不断滑向极端化。原本以妥协和平衡为特质的美国政治愈发凸显出强硬和失衡的趋势。政治的中间派是美国政治的稳定源和缓冲带所在，但在政治两极化对峙中，左和右、蓝与红、上与下的政治分野持续被强化，导致中间立场的政治空间也不断被侵蚀。

　　随着美国2020年大选年的到来，可以预见美国政治将进入更大的动荡环境中，各种形式的政治乱局将会不断出现。伴随党内初选和总统大选进程，美国政治的对抗性将会更强。被卷入极化冲突的政治进程中的普通美国人，痛苦、亢奋、失意或偏执等政治情绪更加弥漫。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不仅无法起到对国家和社会的弥合功能，反而带来制度性的不稳定。

　　三是社会变迁中个人调适的痛苦。在贫富分化、政治对立格局下，美国社会也出现了重大问题。原有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出现变化，中间阶层不断萎缩。社会流动通道日渐狭小，社会阶层固化更为严重。传统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家庭感不强，结婚率大跌、不婚率显著提高，吸毒人数和吸毒致死率不断扩大。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熔炉”和融合效应逐渐减弱。如今，移民问题正成为撕裂美国社会的敏感议题，不仅各族群之间围绕移民问题争执不下，各族群内部立场也分化对立。穿越各阶层、族群和文化的社会共识越发难以形成，撕扯和分裂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社会结构的大变迁，深刻冲击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在这样的社会变迁趋势及其总体恶化的轨迹中，绝大多数美国人正在经历艰难的适应和调整。而且，适应和调整的心理成本、经济成本大都由美国民众独自承担，政府或市场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因为这些原因，对很多美国人来说，美国经济当前所谓的增长没能带来直观的幸福感增加。当前，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都在经历重大的变化，经济不增、分配不均、政治不稳、社会不和等成为显著特征。大多数美国人没能意识到、更不要说准备好迎接这种变化，而不顺心、不安心是这种变化进程中的必然状况。美国政府本应客观承认变化并找出内部症结，通过改变自身而非寻找外部原因来进行根本性的应对，但目前来看，它显然还没去做这些该做的事。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作者宋国友教授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