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第四届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导,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担任《美国研究》、《国际展望》、《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以及美国《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英国《欧洲国际安全杂志》(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学术刊物编委，英国《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顾问，曾任世界经济论坛“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副主席（2012-2013）、主席（2013-2014），现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理事，三边委员会会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委员会委员。
导读：
2020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美关系也走向一个未知的方向。如何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
8月14日，“君子知道”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邀请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聚焦2020新形势下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面对新形势。
吴心伯：明年一月份前，中美关系将迎来最严峻的时刻
2020年，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变化。
第一，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第二，美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第三，中美关系的走向。
我们先看第一个话题。从人类历史上看，经济与技术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战争与危机则改变国际政治进程。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作为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其冲击远远超出预料，它带来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带来政策的变化，带来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调整。各国的应对，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变化的趋势。促进了合作，加快了调整，开动了变革，激化了矛盾，也强化了竞争。
抗疫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较量
1.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治理问题变得非常突出。
很长一段时期，大多数国家都是重发展、重经济，但是新冠疫情显示出有时治理比发展更重要。经济增长快慢只是一个数量问题；但是治理的好坏是一个质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国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新冠疫情的冲击突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在理念上和思维上，是不是有科学的理念与思维？在制度设计方面，是不是有合理的制度安排？政策导向方面是不是有专业的方法与手段？这三方面在当下应对疫情，是关键性的三个要素。
2.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对国际政治冲击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间制度的较量让位于治理能力的较量。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有一种观点，苏联瓦解了，冷战结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画上了句号，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胜出了。自此，西方的政治精英都有一种洋洋得意之感。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让人们感到制度本身并不能够确保一定有好的治理能力。领导人的素质、一个国家制度的组织动员和执行能力，民众的素质，包括纪律性、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等，这三个层面的差别会让不同国家在应对疫情时差别很大。
3.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卫生健康合作将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焦点。
冷战结束以后，传统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国家之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我们称之为非传统安全挑战。一个国家受到的不是来自外部军事的威胁，更多是非军事的威胁，包括天灾，也包括人祸，包括流行性疾病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重大的危机都在促进国际合作，911恐怖事件促进了全球防恐合作；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促进了世界经济与金融合作。同理，当下的新冠疫情也会使得国家社会更加重视合作，应对有可能常态化的公共卫生危机，国家之间的合作将在多个层面展开，包括双边的、多边的、地区的和全球层次的。
4.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国际格局变化加快，中国显示出卓越的实力、能力和担当。
这次中国首先遭受了疫情的冲击，但是我们成功应对了疫情，广泛地开展了国际合作，向100多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开足马力为全球生产紧缺的医疗物资和设备。在主要大国中，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美国对内应对疫情不力，导致灾难性后果。到8月14日为止，美国确诊感染的人数已经突破了600万，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17万。到今年年底，美国确诊的人数有可能会超过1000万，死亡人数很可能会突破20万，超过一战带来的死亡。
不仅如此，在特朗普的执政下，美国对外也未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不仅没有向其他国家提供应有的支持，甚至在需要全球卫生合作的时候，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经济严重下滑，再加上美国政治分裂加剧，两者叠加效应使得美国的政治空前动荡。
5.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中美的摩擦加剧。
911恐怖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两次非传统的安全事件，都给中美关系带来了转机，给中美合作带来了机会，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但今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以后，非但没有中美合作，反倒成为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抓手，包括外交攻击、政治竞争和经济脱钩。
6.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国际体系更加碎片化，美国在特朗普执政下不再发挥国际领导作用。
从二战以后，美国一直谋求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而特朗普政府对此从心底不感兴趣，而且还破坏国际合作，令国际组织效果不彰。在疫情猖獗的背景下，联合国、世卫组织、二十国集团，都没有发挥应有的协调世界各国共同抗疫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在其中发挥的破坏性作用。
7.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形势最后一个影响，就是国际关系正在重组。
在美国不愿意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消极和破坏作用的情况下，一些有共同意愿的国家如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欧盟等，有可能联手推动经济合作与区域全球治理。这样一来，美国即使在未来有意重返国际领导地位，信誉和号召力也将大大弱化。
对政治形势的影响还体现在思潮的变化。在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思潮等进一步抬头，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特朗普式人物上台。
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的自我提升压力
新冠疫情对国际经济形势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全球化进程的变化
新冠疫情进一步放慢了全球化的步伐，商品、服务、资金、技术、人员的流动受到阻碍，产业链和供应链收缩，以前从资本和利润的角度考虑要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产业链和供应链，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要考虑到在发生新的公共健康危机、甚至战争的情况下，怎样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所以很多国家就可能会选择把供应链撤回到本国，或者是在周边地区。尤其在一些关键的战略物资领域，会有非经济、非市场的考虑，来影响资本和产业链的布局。
2.区域与跨区域合作提速
从改善供应链、产业链可靠性的角度，国家之间更加重视本地区的经济合作，亚欧合作将会进一步增强。
3. 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的自我提升压力
随着全球化的步伐放慢，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输血功能在减弱。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快培育自我造血功能，减少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资金、技术以及货币等方面的依赖。从中国的角度，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点。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了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的市场、资金、技术。但是今天在中美贸易战、技术战，甚至金融战、人才战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投资和技术的供应，还有人才的培养在逐渐脱钩，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考虑今后更多依靠自身的市场、资金、技术和人才。今年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经济增长双循环，但是可能在一段时期需要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这不仅是当下疫情带来的客观现实，也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疫情也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机器人、人工智能、网上购物、快递外卖等等，在疫情期间有了迅速的发展；新的工作方式如视频会议、网上授课、无接触式办公等也成为常态。这会减少公务商务旅行，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降低排放；但是对服务业、交通、酒店、餐饮，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就是世界在疫情冲击下的一种调整和适应。
美国社会动荡的背后暴露出系统性弊端和制度性衰退
下面讲讲美国的变化。美国从二次大战后就登上了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国家。今天再来审视美国的变化，会看到一些新的现象。今年疫情暴发之后，美国感染者和病亡者均为全球第一，特朗普还每天吹牛说美国应对疫情做得最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首先是领导人的因素，特朗普极不靠谱。一开始疫情在中国爆发，特朗普并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疫情在美国大范围爆发以后，他应对无方，也不大愿意听专家的意见，连口罩都不愿意戴，物资储备也不充足。之后为了选举追求个人的政治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惜混淆视听，让美国公众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这就是特朗普搞砸抗疫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领导人因素以外，也有体制的因素。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的命令不意味着州一级要完全遵守，不像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是一竿子插下去。在美国，联邦制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在危机应对方面运作的效率，而且美国的社会和结构里面基层组织几乎不存在。
还有一个因素是公众层面的。美国社会崇尚的政治理念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甚至还带有一种傲慢和偏见。这种个人自由主义到了危机的时候，特别是像新冠疫情的时候，妨碍社会有效的动员和运作
疫情带来了美国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增长周期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降，第三季度经济重启后，又碰到疫情反弹，所以第三季度经济的发展也不乐观。今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应该是-5%到-10%之间，经济损失已经远远超过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陷入衰退。这场疫情对美国的打击可能是长期的，有生命的、有财产的、有心理上的、有制度上的、社会的各个层面。
美国的第二个变化就是骚乱和动荡。黑人男子弗洛依德因为警察施暴而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和骚扰，这样规模的骚乱在美国还是很多年未见的，首先暴露的就是种族歧视这个美国社会的系统性弊端。什么叫系统性弊端？就是制度性问题，不是个案，是困扰美国社会的最尖锐、最深刻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冲突。历史上美国发生的很多骚乱都是跟黑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引发的抗议、示威相联系。
今天在美国社会，黑人和白人的地位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社会地位明显比白人低，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目前美国的抗议示威活动还在蔓延，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冲击还在进一步扩大。今年美国发生的疫情、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背景就是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党争失控。美国政党、精英和民众、再加上观念和意识形态上高度分化。共和党变得越来越右，民主党越来越左。这种两极化是特别尖锐的两极化，存在的时间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时间更长、根基更深、涉及面更广，因为美国的左右两极除了政治以外，还掺杂了种族、宗教和其他的因素。
当社会分裂成党派阵营，各方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些分歧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就可能演变成党派仇恨。2018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9%的共和党员和33%的民主党员，称对方政党让他们害怕。在美国，有时候我跟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人聊天，他们在讲到对方的时候，用的那种语气、表现出的那种情绪，让你感觉他们简直不是一个国家的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把政治从解决共同问题的实用方法，变成展示仇恨的文化舞台。”基于意识形态、宗教、种族因素，大家持截然相反的政治观点，互相对抗，最后就成了仇恨的来源。党政因素使得“权力制衡”机制变成“否决政体”，政治制度机能失调。美国的制度设置是三权分立，逻辑就是让权力相互制衡，这种制衡最后就变成“否决政体”，机能已经越来越失调。这就是制度的衰退。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怎么样来分析美国这种国家的走向？
1.乱象加剧。
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美国今后四年将继续动荡，如果拜登当选，特朗普的支持者会从国家到州、地方各个层面来挑战拜登，这个社会已经完全被撕裂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让这个国家弥合起来，这就是乱象加剧。
2.对于世界，美国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当今的世界秩序，然后在它的控制下，这个世界秩序、国际机制运行。但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不断向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国施加制裁。比如现在美国越来越把美元武器化，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来进行制裁。美国也越来越多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里退出，这是第一次集中出现这样的现象。
3.美国的榜样作用不断下降。
美国人讲到自己国家的时候有一个自我标榜，美国是世界的灯塔，用《圣经》的话来讲，是“山巅之城”，要给这个世界提供榜样。但是当今美国制度的模式、领导力，包括道义地位，都在越来越多受到质疑。不仅如此，美国国内公众的自信心、幸福感和自豪感每况愈下。
4.美国已经锁定中国为主要的战略竞争者。
去年特朗普跟卡特通电话，他说很担心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扩展到技术，扩展到金融的原因。对中国赶上和超过美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种恐惧被特朗普政府巧妙地利用了。特朗普最近讲，如果我输掉了选举，美国就完蛋了，那你们就等着学中文吧。保持领先地位意味着不断击退挑战者，这也是二战以后美国的一个霸权思维。在冷战时期，美国先跟苏联竞争，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奋起直追，美国又锁定了日本。中国是美国所面对的第三个对手。
5月以来中美实质上已走向战略对抗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中美关系的走向。特朗普执政后在经济上要跟中国摊牌，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利用了美国的市场、资金、技术，然后又利用了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国际机制，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对美国不公平，美国制造业衰落，失业率上升。所以特朗普竞选期间就发誓上台之后要改变这个局面。对特朗普这样一批经济民粹主义者来说，要尽可能阻止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在这一背景下，他在2018年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从2018年打到2019年，最后2019年12月份，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到今年1月份签署。原本我们认为今年大选年，中美关系可以保持一个大致的稳定局面，两年内要从美国增加两千亿美元的进口，其中大量是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美国的农业州是特朗普的票仓，所以第一阶段协定签署以后，特朗普又可以在大选年拿上这个协议，作为他对华政策强硬的一个收获去向选民炫耀，让他们投他一票。同时，中美开始第二阶段谈判。这是1月初的时候，对今年中美关系走向一个比较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推演。
但是新冠疫情的暴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走向。新冠疫情最初在中国暴发时，美国没有像过去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迅速向它提供帮助那样，不仅没有向中国提供帮助，反而落井下石。美国政客公开讲，这个疫情终于可以放缓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疫情的扩大很可能带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是第一阶段美国的反应。疫情在中国暴发和扩散的两个月里，美国联邦政府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倒是美国一些企业、民间组织，特别是华侨和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到了疫情的第二阶段，3月15日后，新冠疫情在美国大范围暴发，这时候特朗普政府就开始甩锅中国，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把新冠病毒说成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又攻击中国在处理疫情问题上缺乏透明度，中国就把公布疫情的时间表列出来，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之后，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篷佩奥又说，我们有大量证据显示这个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出去的，后来找不到证据，又说即使不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至少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中国完全可以把它控制住，因为你应对不力才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国。后来这个说法又站不住脚，因为中国自己控制得很好，美国却没有控制住，最后特朗普就公开讲，中国是故意拿这个病毒对美国进行攻击。
污名化中国的同时，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疫情在美国大范围暴发以后，美国发现它缺乏足够的医疗物资，不得不从中国大量采购和进口，这时候特朗普团队内部的那些鹰派，本来就希望推动中美脱钩，他们趁机抓住机会，要美国的医疗物资和医药生产企业赶紧把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关掉，回到美国。
中国在控制住疫情以后，开始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美国看到中国开始向国际上发力，心里又受不了，攻击中国要谋求国际领导权。新冠疫情本来应该成为中美两国合作的机会，但是因为特朗普以及他团队里反华极右的鹰派，不仅没有达成中美合作，反而加深了中美之间的摩擦、对立和对抗。从5月开始特朗普政府发现，因为疫情没处理好，所以选情出现危机，这时候共和党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中国牌，除了要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甩锅中国以外，还要制造中美的对抗，通过这个办法为特朗普争取政治上的支持。
从5月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实际上已经在走向战略对抗，加大对华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管制；加大对华为的打压；取消中国电信长期在美国的运营资质；限制中国媒体在美国的业务活动，要求一系列媒体以“外国使团”的身份在美开展活动，大幅削减中国在美的记者人数；阻止联邦养老基金对中国股市的投资；限制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等等。
对于是否要和中国脱钩，美国社会内部达不成一致。2016年特朗普当选，越来越多地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但美国商界从中国有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不赞成遏制中国。过去四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年都是130亿到140亿之间，特别是去年还增长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8月11日发布了一个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70%的受访企业对中国市场未来五年的商业前景感到乐观，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80%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不打算将生产线搬离中国，这表明美国的商界还是看好中国市场。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要看到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市场、资金、金融、技术、教育等资源，都不可能像过去四十年那样对我们开放，所以我们要考虑越来越多依靠自己的市场、自己的技术研发、自身的资金和人才培养；同时，还是要尽可能保持中美之间来之不易的纽带关系，比如特朗普政府要让美国企业都回去，我们就要想方设法让他们留下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力改善国内的营商环境，这样你就能够留住美国企业，甚至吸引更多的美国企业到中国来。在美国说到底，市场的逻辑不是完全跟着政治走，而是要看市场逻辑本身。
今年以来，美国在台湾、南海问题上持续挑衅。美国在特朗普执政后，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从过去所谓的“一个中国”越来越明显地走向“一中一台”。美国卫生部长访问台湾，这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第一位内阁级官员访问台湾，传递的信号就是要提升美台官方关系。5月蔡英文连任的时候，美国国务卿篷佩奥向蔡英文发贺电，直称蔡英文为总统，这是在中美建交之后的第一次。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军事互动也大幅增加，包括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在台海周围的活动也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美国在南海的活动也非常频繁，而且对我们的挑衅非常突出。
这几天东部战区发布了消息，在台湾海峡两端和中间组织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清晰的，大陆必须做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我们还会继续追求和平统一，但在台湾问题上，政策也在不断进行调整，既是根据台湾岛内政局的发展，也是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
另外一方面，中国在跟美国的互动中也在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牵制美国。最近有一个消息，中国和伊朗达成了一个25年的战略合作规划，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主要的对手，所以中国跟伊朗的合作，不仅仅是中国和伊朗双边的事情，对美国是一个重要的牵制。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既可以向台湾施压，也可以向美国施压。
在南海，美国近年来军事行动非常多，但是第一，中国和东盟国家，围绕南海行为规则的谈判一直在进行，没有被美国打乱；第二，中国在南海已有的态势没有改变，甚至有加强的趋势，包括中越在南海的对峙。美国也想推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跟中国对抗，但这些国家都看得很清楚，特朗普这个人靠不住。所以尽管美国在南海今年的挑衅性和针对性大幅上升，但并没有获得多少实际的好处，也没有改变中国在南海现有的态势。当然有一种说法是，美国接下来有可能考虑在南海采取军事行动，比如说轰炸黄岩岛。但是我相信，只要美国在南海采取这种军事行动，中方肯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我觉得南海基本的态势是美国改变不了的。
此外，美国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不断施压，对我们相关的官员进行制裁，不给他们签证；在全国人大决定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后，停止给香港一系列的优惠待遇，接下来在香港问题上还会有更多的出牌。
这两年以来，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执政党、甚至对中国领导人的攻击，这就不是国家之间的一种正常关系。如果双方打贸易战、关税战，就是因为经济利益发生了摩擦，这很正常；但如果你越来越把目标对准这个国家的执政党甚至领导人，那就表明你实际上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是要追求一种对抗关系，就是想搞冷战。
美方最新的动作是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挑衅举动。美方的理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这明显是摆不上台面的说法。美方就是要制造中美之间外交上的冲突和对抗。打压社交媒体TikTok、微信，接下来有可能会把矛头对准阿里巴巴，要让中国这些平台从美国清出去。最近篷佩奥发起了清洁网络行动，中国的社交媒体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靠的，他要建一堵墙，不仅是在美国，还要拉其他的盟国一起来，就像当年的“柏林墙”，把中国挡在外面。
美国在全方位的限制、压缩、甚至切断中美的文化交流。从前年开始，大幅减少对中国学生的签证，今年拘捕了不少在美学生学者，对有军方背景的学者采取执法行动。美国把中国的大学列入惩治实体，未来学生去美国学习，尤其是选择数理化工、医科技工程类、高新技术类专业的，会越来越难以拿到美国的签证，难以被美国高校所录取。中美大学之间的交流，科技的合作，学术的交流受的影响会越来越多。美国的年轻人到中国大学来学习也会受影响。有一个说法是如果有在中国长期交流和学习的经历，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这样的话很多年轻人就会打消到中国来学习的设想。美国把孔子学院也列为“外国使团”，表明其背后是中国政府在资助和运作，这样一来很多大学跟孔子学院合作合同到期之后就不敢再延长合作期，想跟孔子学院开展合作的学校也赶紧打住。我觉得美方对大学之间交流采取的限制和打压的举动，会产生一个长期的负面影响。
明年一月份前，中美关系将迎来最严峻的时刻
篷佩奥最近几个月到欧洲跑了好几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组建国际反华同盟，想弄一个冷战式的、以美国为核心跟中国对抗的同盟。这个反华同盟的雏形已经比较明确了，就是“5+X”，这个“5”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五眼同盟”，这些国家在华为问题上基本上是采取一致立场，在香港问题上也采取一致立场。以“五眼”国家为核心，再把其他的盟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东欧国家、北欧国家、南欧国家都拉进来，甚至南美的一些国家都拉进来，建立一个国际反华同盟。篷佩奥不知道特朗普还能不能连任，所以他也有一种紧迫感，跟时间赛跑，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组建国际反华同盟，留下他的政治遗产。
在疫情的冲击，还有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反华措施的冲击下，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从政治、经济、军事到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两国关系都在全面恶化，两国当前主要的沟通渠道几乎全面停摆，上一次特朗普跟习近平通话还是3月份，此后最高层之间的联系没有了。外交渠道尽管6月份杨洁篪和篷佩奥在夏威夷进行了会面，但是这次会面后篷佩奥的反华行为有增无减，外交上的渠道也几乎不起作用。经济上按照双边协议会有一个定期的评估，会有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但到现在为止，第二阶段的谈判没有开始，可能这两天双方的经济团队会有一个对话，但更多的是对上半年第一阶段协议执行情况进行一个回顾。
两国军方今年以来没有直接的交往，最近两国防务长有一个直接通话。美国国务部长希望年底来访问，但这两天看到消息，特朗普对他不满意，有可能要把他免掉。所以他年底能不能来还不知道。再加上现在两军在台海、南海对峙这么激烈，两军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僵的。
到8月底、9月初，美国的选战要正式开打，如果到9、10月份，特朗普发现选情还没有明显改善，不排除他要制造一个对外冲突。按照美国的惯例，只要对外发生冲突，国内的民众对现任总统的支持率会大幅上升。美国在发生这种危机和冲突的时候，公众对总统的支持率会大幅上升，这就是大家担心的。在明年1月前，中美关系将迎来最严峻的时刻。还要考虑一种可能性，11月3日特朗普输掉了大选，但是他总统要做到明年1月20号，特朗普很可能会把输掉选举归因为中国，所以在下台前他还可以采取很多激烈的行动来报复中国、制造冲突，一方面是向中国泄愤，一方面也是要给拜登留下一个烂摊子。如果特朗普输掉选举，在新政府上台之前的这段时间可能甚至比选举之前更危险。
中国外交应有全球视野
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大家都很关心，从目前来看，不是怎样改善和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更加严峻的局面，尽可能避免最坏的结果。
如果拜登当选会怎么样？从目前了解的拜登政治主张来看，经济上跟中国是合作加竞争。美国资本仍然想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中美之间在技术和国际规则方面的竞争会继续。也许拜登在技术问题上，表得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么歇斯底里，他可能要收缩一点，限制的面小一些，但是核心的技术肯定是不愿意跟中国分享的，同时要更多通过国际规则来牵制中国，比如WTO的改革，比如美国重返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比如说美国跟欧洲达成奥巴马时期没谈成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这里面有很多规则就是针对中国的。
政治上会加大对中国的攻势，无非就是拿人权、民主、价值观说事，这是民主党一向的偏好。外交上是竞争加合作，竞争主要是表现在亚太地区，就像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一样，美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在其他地区，欧洲也好，拉美也好，美国还是有优势。与此同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也还是要跟中国进行合作，气候变化协议、WTO、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退出来了，拜登当选之后肯定要进去，这些离不开和中国的合作。社会文化领域会适当放松限制，民主党希望用美国的教育、制度、文化这些软性手段来影响中国，影响中国的公众，所以他不会像特朗普政府这样收紧，会适当放松。
在军事上会采取盟友+伙伴进行对华制约作用。美国力量优势在下降，那就拉盟友再拉伙伴，就像奥巴马时期搞的亚太再平衡，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安排。如果拜登当选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是强硬的，但是同时跟当下特朗普政府相比，中美关系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对中国来讲，不管是特朗普继续执政，还是拜登上台，处理中美关系要把握几点。
1. 中美之间的竞争要尽可能局限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尽可能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竞争。如果中美能够尽可能聚焦在经济领域，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就是比较有限的。
2. 我们处理对美关系的时候，要尽可能树立一个底线，防止危机事件引发的冲突。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建立了双方的危机管理机制，也是为了避免意外事件导致危机升级为冲突。中美的战略竞争刚刚开始，两国间还缺乏当年美苏之间危机管控的安排。
3. 中国跟美国的竞争，双边竞争是一方面，第三方在某种意义上会起决定性作用。对中国来讲，我们的外交要有全球视野，要考虑到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要考虑到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美国篷佩奥积极组建全球反华同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交，防止更多的国家倒向美国一边。
所以，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未来四年执政，我们处理对美关系基本的思路差不多是明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