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不久前的“中国政策演讲”中称，美国国务院正在成立一个名为“中国组”的新机构。此前，美国防部已经成立“中国工作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有一个“中国任务中心”。这些机构名称不同，但目标都是“应对美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美方对此也是直言不讳。

　　美国务院成立“中国组”体现出中美关系的两个特征。一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重视”与日俱增。美国前驻新加坡大使阿德尔曼认为，美国务院“清楚地认识到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这种关系”。这还算是一种源自第三方的中立描述，换作美方的话，则是赤裸裸地声称“中国对美国外交构成的考验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将前所未有”。除了外交层面，对华关系也已成为美国国内一个重要政治议题。在中期选举来临前，美国务院成立“中国组”，部分目的也是给美国国会和选民看，表明自己在“应对中国”方面有所行动。

　　二是体现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美方多个部门成立专门针对中国的政策研究和建议机构，让人不由想到冷战时期美方针对苏联的各种机构。但目前中美两国各领域关联程度以及美方对“中国挑战”的描述，表明在华盛顿眼中，“中国挑战”还没像当年苏联那样紧迫、尖锐。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部门、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和措施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之间出现交叉、重叠甚至相互干扰。这是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一大区别。如此一来，协调不同部门甚至同一部门内部不同领域对华政策措施之间的关系，对美国政府来说就成了一个大难题。

　　这种背景下，美国务院新成立“中国组”，恰恰表明美国政府内部甚至国务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差异和分歧，尚未形成全政府对华政策体系。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国防、情报和外交资源都是围着苏联转的，有没有“苏联小组”其实没什么区别。现在美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甚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机构或职位，表明虽将中国视为“前所未有的挑战”，实际上华盛顿一时难以把各方面资源调配聚集到“应对中国”上来。

　　这些年来，美国内政外交以及中美在国际上的角色分量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也使中美之间传统的相互认识和交往方式出现重大调整，美国对华政策明显恶化。美国过去的一批“知华派”由于被指责前期对华判断失误，在美国内部处于被打压、被批判状态。其中不少人出于“自我检讨”，对华认知明显矫枉过正，自觉不自觉地也搭上美国极端派的船。这导致美国很多人无法对中国形成客观认识，有意或无意地夸大中国对美政策恶意。新出现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又普遍忽视中国国情，对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说话习惯也严重缺乏理解。美国务院成立“中国组”，如果真能如实汇总各方智力、信息和知识，或许还能得出对中国更加全面、准确认知的“意外收获”。但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氛围下，美国这些新设机构更大的可能是继续用自己狭隘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分析中国内政外交变化，加剧美国对华外交的错误倾向。

　　从实际效果看，美国各部门纷纷成立“中国小组”，可能会在美国不同部门之间形成一场“反华思想竞赛”，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华政策认知和中美关系。美国国内以及美国政府部门内部已经在涉华问题上形成带有严重主导性偏见的所谓“共识”，对华理性客观声音在这种偏见“共识”和民粹氛围下遭到压制。这就变得非常危险了。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类似现象。美苏冷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就与美国国内对苏联认知的固化、僵化有关。冷战并非都是由不可逆因素导致的。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不仅以他的视角反映了苏联对美政策状况，也引导和统合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认知。美苏双方尤其处于力量优势一方的美国，对冷战爆发起到至关重要的诱导作用。

　　现在，美国国防部、中情局和国务院纷纷成立专门“应对中国”的机构，也因此潜藏着巨大风险。一是这会加剧美国政府在对华事务上的所谓“紧迫感”。这些机构的成立不仅引发中国警惕，也给了美国国内各界一种心理暗示，即中国对美国“威胁”很大，中美关系状况非常恶劣，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这种暗示的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二是有可能推动美国决策界在考虑对华政策时，从“追求真实”转向“追求一致”，进而掉入“过度重视”的思维误区甚至泥潭。忽视有忽视的风险，但“过度重视”也有夸大挑战进而反应过度的风险。

　　那样一来，美国当前在反华方向上的歇斯底里，就有可能进一步带偏美国相关部门内部看待中国时的主流思维。如果真的导致美国不同机构之间的“反华思想竞赛”，那对中美关系以及整个世界来说都非益事。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