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先后推出了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和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冲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试图把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设计付诸实践。

　　其实，自奥巴马政府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以来，美国就不断推出各种针对中国的战略、倡议、行动。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有“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特朗普时期，有“印太战略”、“清洁网络”计划、“蓝点网络”计划等，还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对华贸易战。回顾美方这些曾经花大力气推动的对华战略、倡议、行动，有的效果大打折扣，有的一地鸡毛，还有的无疾而终。尽管如此，后来者还是乐此不疲要推出新的对华政策设计，重复那些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效劳动的循环，从而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试错”的独特现象。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首先，要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被国内政治驱动。华盛顿对华政策行为往往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非基于对政策可行性的审慎评估。例如，特朗普执意对华发动贸易战，是为了拉拢白人蓝领选民，争取“铁锈州”的选票，以巩固执政基础和获得连任。至于贸易战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美国的利益目标、美国要为之付出多大代价，特朗普团队并未仔细考量，只是自欺欺人地吹嘘“贸易战是好事，容易赢”。实践表明，贸易战对美国利益的损害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它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也推高了通货膨胀。拜登执政后，虽明白这个道理，但由于也要讨好白人蓝领阶层和工会势力，只能将错就错，长期维持特朗普的加征关税。

　　其次，决策者过高估计自身的能力和美国的实力。华盛顿的政治文化特点之一，就是自视为世界的中心，大多数决策者和智库人士都相信美国有“号令天下”的能力，其他国家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只要美国设计出某个高明的战略或政策，就能顺利实施，并能获得成功。这种自大心态往往忽视了其战略与政策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执行层面的问题。由于不能准确把握客观条件，尤其是对象国的实际情况，导致战略和政策设计缺乏合理性，而执行者能力欠缺或美国的资源投入不足，则会严重影响战略与政策的实施。

　　例如，拜登政府执政伊始，便推出“以竞争为主、兼顾对抗与合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这一 “三分法”的政策设计在逻辑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加之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眼光短浅、视野狭窄，拿捏不好对华竞争、对抗、合作的分寸，在政策运作过程中状况频出，自以为是的政策设计根本行不通。又如，拜登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宣称要募集60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其实世人都明白，美国自家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都无力更新，怎么可能掏出大把银子去帮他国搞建设？当下美国的对华政策，最缺乏的是战略或政策的合理性、执行力和可用资源。

　　第三，不愿面对现实，低估中国。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其综合实力优势，在对华关系中长期处于主导和主动地位。但是过去十年来，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在对美关系中发挥着更大的能动性。然而华盛顿的决策者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试探中国的同时，往往又因为不愿接受中国壮大的事实，产生低估和误判。拜登政府祭出“三分法”的对华政策，幻想以此打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双边关系，却被中方告知此路不通。中方保持战略定力，不随美国的节奏起舞；对美推进“清单外交”，敦促美方处理中方合理关切；积极发展与第三方的关系，积累对美博弈的外交资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设计看起来似乎比特朗普时期要高明一些，却同样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低估和误判中国使得美国对华政策跌跌撞撞，行之不远。

　　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类似，未来的美国政府还会在对华政策上不断试错，这是由美国的国内政治、战略文化及其目标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决定的。于中国而言，对美国形形色色的对华政策设计既要重视，又不能太当真。要重视，是因为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推出的战略、倡议、行动等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动向及重点，在实践中会对中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干扰，甚至会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不能太当真，是因为这些对华设计一厢情愿的多，能够实现的少，如果太当真，就会被美方牵着鼻子走，浪费资源和战略机遇。

　　丘吉尔曾说过：“你总是可以指望美国人做正确的事，只是要在他们尝试过其他一切办法之后”。作为霸权国家，如何处理与一个在政治制度、价值观、文化、种族等方面都迥异的崛起大国的关系，美国会长期处于摸索之中，试错是常态。中国对此要有战略耐心，更要有良好的应对能力。鉴于中美两国以及双边关系都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关键是强实力、稳根基。其次，是以我为主，不随美方起舞，要主动出击、调动美方。第三，是把重点放在与第三方打交道上，而不是围着美国转。中美双边互动固然重要，但效果或许有限，而与第三方关系潜力很大，我们大有可为的空间。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