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伊诉韦德案”，标志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美国20多个州预计将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行为，其中13个州的堕胎禁令在罗伊案被推翻后将立即生效。

　　在宗教组织长期动员、堕胎问题与政党政治合流、政治立场逐渐取代最高法院专业性和公正性的背景下，罗伊案已上升为高度敏感的全国政治议题并持续发酵。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不仅将对美国总统拜登本就困难重重的施政环境和日趋分裂的美国社会带来冲击，还会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和两党竞选策略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经济还是文化：对拜登执政的影响

　　拜登就任以来一直以重建民主党新政联合体作为最主要的政治愿景，为“再次团结”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其选择经济议题作为主要的施政内容，致力于解决就业、通货膨胀、能源安全等影响绝大多数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紧迫问题，以期解决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并实现“重建蓝墙”的政治愿景。其施政对象主要以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及以下群体为主，覆盖范围广、群体组成较复杂、意识形态内部多元化，因此拜登在经济优先的同时，试图回避针对堕胎权、LGBT权益、儿童性别教育等引发意识形态对立的“文化战争”问题，尝试以经济问题为纽带弥合民主党中间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分歧，也尝试寻求与共和党合作。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经济优先于文化”的施政策略不仅在两个领域都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还加剧了民主党内的价值分裂，并给予了共和党以文化议题大做文章的机会。

　　在经济问题上，拜登的优先议程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的措施短期内效果并不明显，能源价格、通货膨胀更在地缘冲突影响下居高不下。在经济措施效果甚微的背景下，左、右两派相互指责，民主党内势力进一步分裂。而在文化议题上，共和党利用民主党内部分裂和拜登力图搁置的机会，在社会文化领域发起猛烈的“文化战争”攻势，不仅试图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还在佛罗里达州推出了禁止在公立学校讨论性取向的“Don’t Say Gay”法案。

　　左右夹击使得拜登的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不仅其原先主要施政对象中产阶层在效力不足的经济政策面前对拜登政府日益失望，以年轻人、跨性别群体、少数族裔为代表的进步派选民基本盘更是对拜登政府在文化领域的不作为严重不满。结果是，在民主党内价值观分歧和政策对立加剧的过程中，选民对民主党执政的政策效力和所持立场也逐渐失去信任。

　　在罗伊案被推翻后，面对抗议民众和党内进步派的施压，身为天主教徒的拜登被迫作出回应，承诺让堕胎药广泛可用、妇女可前往他州进行堕胎，并号召选民通过选票为堕胎权自由写入联邦宪法而努力。但罗伊案被推翻必然会使拜登的后续政策议程进一步陷入矛盾困境。一方面，拜登需要更为有力的措施，切实努力推动堕胎权自由法律化，不能仅仅为堕胎选择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内部分歧日渐加剧的情况下，拜登想要出台更有力的措施势必会造成党内中右派强烈反对，并在经济政策领域对拜登施压，使之陷入经济与文化政策分裂、党内左右两派相互掣肘的困境之中。

　　文化战争余震：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1. 加速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

　　在宗教向世俗组织扩散、社会价值分歧集体化的过程中，美国两党逐渐形成了固定、有差异的价值原则，并通过政党认同将其上升为意识形态，成为吸引具有共同价值观选民的有力武器。这样一来，由共同价值集合而成的社会群体也会强化对与其理念相符的政党的支持，从而实现双向选择，导致基于文化-身份的政党-选民联盟成为当前美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

　　堕胎等文化-身份议题重要性不断上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以2016年大选为例，被视为美国文明和传统道德的捍卫者、宗教保守派代言人的特朗普当选便离不开宗教保守派的支持。美国人口中71%都是基督教徒, 而其中1/3是福音派基督徒，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福音派白人有81%都选择了特朗普。特朗普当选后同样也公开反对罗伊案、同性恋者就业权和大麻合法化，并向联邦最高法院输送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

　　随着社会群体基于文化-身份分裂的加剧，两党为了增加选民基础、固化已有支持群体，会以另一党派的价值政策为蓝本不断调整其政策，最终加剧两党观念对立。因此，在本次堕胎权争论中，罗伊案被推翻后堕胎权是否合理已经变成了一个非0即1的极端问题。例如，多个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已经将禁止堕胎写进法案，甚至宣称堕胎等于谋杀。其中，密苏里州制定的触发法将禁止除紧急医疗情况外的所有堕胎行为，任何人进行所谓“非法堕胎”都将构成重罪，可判处5至15年监禁；得克萨斯州甚至提出了“堕胎赏金法案”。与之相反，民主党进步派则提倡禁止对胎儿存活前的堕胎进行任何限制，包括允许存活后堕胎。观念分裂的结果是，政治中间主义在当下的美国政治环境中处境日益艰难。

　　2. 侵蚀司法系统的公众性和美国的民权价值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使得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开始大行其道。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经济衰退、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对美国传统产业和中产阶级福利的冲击，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以特朗普当选、白人至上和民粹主义泛起为标志，美国保守主义思潮正卷土重来。这一过程以回潮的保守主义与新生代的多元主义、少数群体的进步主义对立形成的“文化战争”为对抗平台。

　　“文化战争”包含很多具体的议题，如性别平等、堕胎、LGBT权益、控枪、移民、政教分离、毒品管控等。但随着涵盖范围越来越广泛、价值观念的政治化倾向不断增加，其价值观点也越来越极端。价值少数群体和进步派认为传统价值观下的政策正逐渐侵蚀他们的生存空间，价值共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双方从价值分歧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对立。

　　罗伊案被推翻正式宣告了美国民权运动在堕胎问题上的失败，最高法院司法判决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已逐渐让位于政党对立而造成的政治分歧。共和党对大法官和联邦法官的任命、对参议院相关法案的驳回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美国司法系统。特朗普任内完成大法官任免后，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对自由派大法官形成了6对3的优势，司法系统日趋保守，在这一背景下，罗伊案被推翻也可说是一种必然。而5月初判决草案被提前泄漏破坏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议事规则和内部信任机制，预示着党派政治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渗透正在加剧。

　　在此趋势下，堕胎自由的失败似乎只是开始。在美国最高法院终身任职的条例下，宗教自由、跨性别权益、种族问题、言论自由、第二修正案权利等重大敏感性议题都有可能变成保守派发挥影响的主场，而这无疑会为保守主义加速推进提供更有利的政治和司法条件。

　　对中期选举的可能影响

　　总体来看，在拜登民意支持率不断下滑、执政困境持续加剧以及中期选举对执政党天然不利的历史惯性等因素作用下，在选举意义上罗伊案被推翻带来的影响有限，但依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势。
　　首先，从对堕胎权的应对措施来讲，罗伊案被推翻并没有否认各州有权在妇女怀孕后期对堕胎权进行管制，实际上给州一级的监管留下了法律空间。于是，州在何时、何种范围和何种程度上拥有监管堕胎的权力，成为州一级选举的重要议题。

　　然而，迫于公众舆论压力和选民基础，民主党往往需要在既有进步立场上做出更多承诺和更实际的措施才能吸引进步派选民；共和党只需要在立场上稍微让步便可吸引温和派注意赢得支持，而这实际上不会改变堕胎权被剥夺的法律规定和既成现实，反而会进一步凝聚共和党的党内价值并稳定以宗教团体、白人男性为代表的选民基本盘。共和党候选人在州一级往往不会支持最严厉的堕胎禁令，避免过分激进的表态引起选民反感。大多数新的共和党州法律仍然允许女性在怀孕6到15周的时间里做出堕胎的决定。

　　与此同时，在共和党人任州长的四个蓝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所有四位州长都表示他们将维护堕胎权。与其他地方的保守派同事相比，他们在社会问题上的处理都秉持着更加开放的态度。

　　其次，就社会文化议题的影响力而言，尽管堕胎问题作为2022年中期选举前最后一场“文化战争”很有可能赋予民主党利用进步派的愤怒大幅度提升投票率的政治机会，但同时还应注意到，随着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现实问题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秩序冲突的影响，作为个人生存被满足后的非物质问题，“文化战争”能否战胜现实经济问题成为选举首要影响因素有待商榷，这也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仍保留期望的原因。正如在摇摆州，共和党人更多地选择转移焦点，攻击民主党人在应对通货膨胀议题上的表现。

　　最后，就选民尤其是民主党进步派选民对拜登政府在堕胎问题上的整体认知而言，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拜登对堕胎权问题长期回避和不作为的立场使民主党在判决草案泄露后并未采取高效统一的应对措施。而在民主党内部价值观分裂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选民很难对民主党日后能够进一步推动堕胎自由形成正向期待。因此，尽管拜登强调“恢复堕胎权在于选民”，但进步派选民十分清楚，堕胎自由的未来并不能依赖现在的民主党。

　　（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田蔚熙，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