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以遏制打压为主，但在实践中面临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导致中美关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走向严重冲突的风险加剧。要处理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双边关系，有必要从过往的危机处理中总结经验，并开展持续和高质量的政策与战略对话。多层次对话有助于两国达成一些原则性共识，确定中美博弈的边界，从而灵活处理双边关系，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以遏制打压为主，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两届政府期间，这一战略设计在理念上不断强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针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变化，中国也不断调整对美战略，中美战略博弈愈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相互认知越来越负面，针对对方的叙事越来越消极，行为上的对抗倾向越来越突出，走向恶性循环的趋势更加明显。
　　不仅如此，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抗越来越受到国际和国内结构性因素的驱动。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三年，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在实践中面临一系列问题。
　　其一，美国视中国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竞争的名义对华实施遏制和打压政策。但中国又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在处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跨国挑战方面也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如何在这两方面之间求得平衡是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最大挑战。
　　其二，美国基于经济和安全考虑，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科技封锁、投资限制、产业链“脱钩”等措施，在打击中国的同时，也使其自身付出巨大代价，引起美国工商界和科技界的不满与反对。
　　其三，美国在经贸、科技、外交、军事等领域全方位实施对华遏制打压，不断强化对华军事威慑，推升两国和两军间的敌意与对抗，同时美方又表示“不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强调要管控风险和危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任务。实际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导致中美之间的“冷战”气氛越来越浓、政治互信越来越低、对抗的风险越来越大。
　　其四，由于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的政治气氛极端消极、非理性，两党竞相打中国牌，国会在涉华问题上表现得空前活跃而强硬，加之拜登政府处理国内政治的能力较弱，严重制约了其所声称的“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的努力。例如，2022年7月28日中美元首通话，并就双边关系发展达成一些重要共识，然而三天之后，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窜访台湾，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冲击。
　　其五，拜登政府为阻挠中国力量的增长，积极拉拢盟友和其他国家随美国起舞。然而，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方式打压中国，破坏了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其“印太战略”过分依赖安全手段，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美国经贸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侵蚀着包括其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的意愿。
　　在仅仅数年里，中美两国几十年形成的总体双赢的互动模式转变为双输模式，彼此都没有从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中获益，而且还在继续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持续推动“脱钩”与对抗，对华施加经济、政治与安全压力，中国则坚定而顽强地抵御来自美国的压力，中美关系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走向严重冲突的风险。考虑到中美关系当前的发展趋势和结构性因素，期待两国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得到显著改善是不现实的，真正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即在何种程度上“脱钩”和对抗。
       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总结经验。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紧张，表明了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时不能突破底线的重要性。2023年2月美方对中国气象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空域反应过度，给双边关系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冲击，凸显了在处理意外与偶发事件时保持冷静，在国内压力下行为克制的重要性。此外，评估美国对华贸易战以及技术“脱钩”、封锁的成本与效用，也有助于美方正确认识其在对华经贸领域采取单边强制性手段的限度。
　     二是通过持续和高质量的政策与战略对话凝聚原则共识。中美关系极端重要而异常复杂，中美对话应基于以下基本认知：两国在经贸和人文领域不可能完全“脱钩”；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存在，一方不可能完胜另外一方；两国在众多领域有合作与协调的必要；防止发生重大冲突符合双方的利益；其他国家主要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来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选边站不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偏好。
       对话达成的共识将使双方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交往与限制、对抗与妥协等。政策与战略对话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举行：政府层面的“1轨对话”问题意识更强，更有实质性；“1.5轨对话”（即由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共同参与的对话）或“2轨对话”（即由学者、退休官员等进行的民间非官方形式的对话）灵活性更高；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有研究和学理支撑，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两国之间常态化地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政策与战略沟通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