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联合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人正在背离曾定义美国的价值观，爱国主义、宗教信仰、生儿育女等曾帮助在几代人心中定义美国国民性格的优先事项，对美国人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周期性因素。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美国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一样主要采取经典的自由主义政策。但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大萧条和大危机极大改变了全世界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强调政府干预的思潮如凯恩斯主义等开始占据上风。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政府干预导致的滞胀问题又变得难以解决，于是1979年上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几乎同时在自己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这次改革的成效当时来看是明显的，美国经济进入增长快车道。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果也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迅速累积，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试图纠正这一问题，但贫富差距并没缩小，国家债务反而加速扩张，类似的政策和现实都持续破坏着美国民众对于政府乃至国家的信心。

   二是族群和人口的结构性因素持续发酵。一方面，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2010年到202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来源中，外来移民占60%，这个趋势还将延续下去。另一方面，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还在被迅速削弱。1980年时，不包括拉美裔的白人占美国总人口80%，这一比例到2020年已下降到58%。与此同时，白人的绝对值也在下降，2010到2020年白人人口减少了500万。而且在越年轻的世代中，白人的比例更低。在最年轻一代中，美国已经没有了主体族群，维系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被严重削弱，连带着宗教信仰等方面也更趋多元化。

   与此同时，非白人群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政治参与热情随之上升。比如在美国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白人比例只有37%。非白人群体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不可避免地引起白人群体尤其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警惕，族裔差异转化为政党分歧的通道也更便捷。这导致美国保守者会更加保守，激进派会更加激进，形成政治共识将更困难。政治共识被削弱，对国家的认同也自然会下降。

   三是疫情综合征延续。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罔顾科学事实和消极作为，甚至将“保经济”置于“保人命”之上，为了装点经济数据多次通过“撒币”加以刺激。但疫情期间大幅增加的开支，成为美国后疫情时代历史性高通胀的一个关键肇因。为应对高通胀率，美联储只好不断加息，又导致美国金融体系剧烈动荡。这些也都在破坏着美国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和情感依赖。

   除了上述三大因素，信息化也是美国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变迁的重要催化性力量。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化时代到来，美国人口族群等结构性因素变化转化为政治变化的速度也不断提速。因此，问题不是美国人“不爱国了”，而是美国人在变而美国的变化没有跟上，两者之间更不协调了。（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